作者：向明，生于1928年，原名董平，湖南长沙人。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后任台湾《蓝星》诗刊主编。
周公是我们全体中国人的骄傲，是我们的文化国宝，是诗坛最经得起考验的奇葩，也是所有能与他交往的朋友的无尚光荣。我与周公结缘，应是最早的一个（除与他同时自武汉来台的曹介直兄以外），因为我们几乎同时在《蓝星》诗刊上写诗，同时出诗集，他的《孤独国》，我的《雨天书》。这么几十年来，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来来往往。
早年，我们都是单身，我是他武昌街书摊的常客，我的诗集都在他那儿寄卖，覃子豪老师的许多著作也都由我拿去。我成家后，除每年一定在大年初六为他和旷中玉过生日、吃过年饭以外，平日周公有空也来我家听马铃薯。我买了好多大陆录制的平剧录像带，同时，我也从当年开放的大陆中央台第四频道上录下“神州戏坛”及“名家名段”等珍贵的京剧瑰宝，周公总在旁轻问这是唱的什么“板”，什么“调”，我都一一尽所知告诉他，至于戏的内容他都清楚，因为多半都出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为了让他坐得舒服，我的太太穆云凤特别用大红布做了一个大蒲团，让他在上面打坐听戏，还特别为其做他喜爱的北方面食。周公喜欢来我家坐坐的最大原因，是与我走得来的朋友，几乎都是像他一样无家无室孑然一身来自军中退役的诗人、作家，除周公和邝中玉外，像画家陈庭诗、小说家舒畅、诗人周鼎、诗人张效愚、诗人彩羽等。这些人都是我三个儿女的伯伯，有几个甚至是干爹。这些与我年纪不相上下的朋友，除张效愚尚隐居在南投竹山过着痛苦的老年生活外，其他都已先于周公过世。
几十年的深交，我对周公的了解，除了他的诗因高深的佛学思想深入内涵，难以悟及外（其实过去每年的年度诗选选人周公的作品，多半都由我强作解人，赏析至少十篇以上），还深感他是个澈悟透底，不为一切所惑，也不为一切所动撼的人，更不眷恋世间一切身外之物。对于钱财更是视如粪土。他身边有的东西，只要你喜欢问他要，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说你拿去吧。多年前，梅新主持“中副”，编务，筹到一笔十万台币的奖金，想酬劳他对诗的贡献，他一口气拒绝接受。梅新要我去劝周公，周公说我这算什么贡献，谁说好在哪里？我说这是公认的。他说，余光中教授说好了吗？他如果说好，我才答应。梅新又要我去和光中兄说。光中对我说，周公的诗佛学思想高深，怕写不好，不能贸然动笔；我说周公一定要有你的评语，才肯拿那笔奖金，你就勉为其难地给他写一篇吧。光中兄果然写了一篇不太长的文字，述说他读周诗的心得。周公满意了，接受了那笔当时不算小的奖金，可是第二天他就立刻凑足整数（因需扣税）捐给慈济去了。此后多次获得的奖金都是同样的结果。得“国家文艺奖”时，由于数目大，我曾劝他把半数作定存，半数的一半留给自己作生活费，其余的寄给他在家乡的孙子，他眼一瞪对我说：“我的事情不要你管！”结果又全数捐了出去。
我真的不想管他的事，可是有一年他来找我管他的事了。那是两岸开放不久，好多人都返乡去探亲，可是周公始终不动声色，反而他会帮助别人回去。他的好友周鼎想回岳阳老家去探望父母，可是一向拮据的周鼎想去又没有旅费和回去的见面礼，我们这些老友便三两万凑了一笔钱让周鼎回去，周公也出了一个大份子。但时隔不久周公竟失踪了。我却突然收到一封电报，是周公从河南发来的，说他随几个老乡回到家乡，将于半个月后回台湾，要我不要和任何人说。发来的电报上没有详细地址，更没有电话什么的。我马上去问曹介直，他和周公最亲，周公去大陆应该会告诉他，谁知曹也一头雾水，说一点也不知道。这下我们都紧张了，但也莫可奈何，只好等半个月以后再说。谁知半个月过去，将近一个月还没回来。我开始四处打听，甚至托北京的朋友向河南淅川去探间，是否有一个姓周的老兵回去探亲，结果也没有任何消息。正急得要死时，周公却回来了，本来已经很瘦的他，又瘦了一大圈。他只告诉我本来回去给中风的儿子治病，谁知把儿子送到医院反而被治死了，他说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妻，想不到老年还丧子，人生三大不幸都落到了他头上。他沮丧的神情令人痛彻心腑，真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不知谁有神力托把手扶持他，使他不至因沉重的打击而跌倒，一个慈祥的老者竟会受到如此残酷的对待，上天何其不公呵！
其实周公是一个最重情义的人，只是他从来口不甜，别人对他的好意、赞美、赠与，他连说个谢字都不会，但是他心里很清楚。病重的这几天，他已神智不清，连睁眼都困难，几个照顾他的女生在他耳边安慰他，他会流眼泪。龙应台去探视他时，他已不能说话，但仍会动动嘴角有所反应。这也就是那几天自他断气至暂移灵堂，几个女生包括紫鹃、孙金君、阿蝶终日泪流满面不能自已的原因。周公的感激心意虽一直不能言表，但在他于二o o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自拟的遗言中早已表露过，他说：“我一个人在台湾，其一切生活所需，皆取自于朋友与国家。”这一心意比干言万语都厚重。
周公是台湾现代诗坛的圭臬典范，他对诗文的鉴赏有其特有的高度和见解，但面对这么蓬勃的诗坛，周公对诗的好坏兴衰，从来不置一词，要从他的口中听到一声赞美，或说出一句贬词，简直比登天还难。其实，他对诗的看法自有定见，只是表现的方法不同。当女诗人陈斐雯出版她的第一本诗集《猫蚤札》时，周公读后不声不响地去《自立晚报》出版部买了三十本，分送他认为值得一送的诗友。还有好几位诗人的作品，都曾受到周公同样的对待。他的意思是真正好东西要与大家分享品赏。他从不妄自评断。
在周公面前，我总是很自惭形秽，决不谈论自己的作品，更不敢论断别人诗的短长。我出版的诗集都不敢送给他看，因为我觉得自己与他相比总是有巨人与侏儒之高下。但是闷声不响的周公却在那一年为他过生日的聚会上，用他自己独特的书法，在一张宣纸上誊抄了我于一九八四年访问菲律宾时所写的《马尼拉湾的落日》。这还不说，最重要的是周公在诗末写下一大段溢美的评语。周公的金口一向不容易开启，求也求不到。好几次我亲眼见到，有人访问他，要他对某某问题发表看法，他一见到录音机或录音笔便闭口不言，沉默以对，弄得对方非常尴尬。所以周公送给我的这幅书法卷轴（他裱好送来）有天外飞来的意外，我觉得真是厚重无比，可以视为我的传家之宝。感谢周公。
（二0一四年五月，原载台湾《文讯》杂志二0一四年六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