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台北不久，陈世志就带了一包资料来找我，说是老师嘱咐他交给我的。

原来是老师十年前所讲“显密圆通修证次第”的一些资料，因为他（陈）想出版，老师就要他交给我整理，同时老师还附了一封信给我。后来这些资料整理出版，就是《如何修证佛法》这本书。

过了没多久，陈世志就离开了老古公司，一切业务暂时移交给王启宗先生。这时老古面临颇大的转变局面，因为老师不可能即时回台湾领导，后来几经研商，就请古国治回来负责，那时他正在保险公司任职。

由于以往的老古公司，在老师主持的时代，延续到陈世志时代，都是以个人为主轴的领导方式。现在这个方式不再适合，便趁机另做人事安排，会计、书库、业务等，都另聘新人，分工合作，开始建立制度。

我即时联络了林中治，请他来负责书库方面的整顿工作。另请胡传宗先生负责会计制度的建立，胡先生原在大企业任会计，因病辞职休养，恰好身体刚刚复原，也算巧合。

我则积极忙着《如何修证佛法》的整理工作，到了一九八九年五月，终于完工了。

这时老师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要我到华府禅学讲堂走一趟。

原来从前所购置的那个教堂，挂起了禅学讲堂的牌子，在加拿大的三位比丘尼宏忍、永会、圆观，已来到这里安顿下来。他们也常邀人前来与华侨朋友们结缘。显明老和尚曾从纽约前来讲经，颇为轰动，洪文亮医师也曾前往讲演。

老师在华府时，我始终未曾前往，现在老师回到了远东，我却于一九八九年的九月底来到了华府地区。

到后第二天，永会师开车陪我到老师曾居住的兰溪行馆，那时有一对云南来的学人胡君夫妇正借住于此。看到门前的小河小桥，不禁想起朱文光博士的种种，更感世事之无常。

在禅学讲堂两个月，适逢洛杉矶大地震，从电视上看得一清二楚，十分惊人。当然也看到了美国处理紧急事件的组织能力，确实是训练有素，是一个比较有秩序的国家。

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中国人，总有二等公民的感觉，不管有钱没钱，你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孔祥熙这个早期中华民国的大财主，太太又是宋蔼龄，他们长期住在美国，听说孤独极了。既富且贵的身段，中国人无人比得上，不能来往；美国的上层又看他们是落魄政客，也不来往，孤独就在所难免了。

其他的中国人又分为许多种，只有最早期的学人赵元任等人，融入美国的学术界高层。而作为华工赴美的广东华侨及他们的后代，则另成一种团体。二次大战后赴美的移民及学人，主要是一些知识分子，台湾发财的企业人士及子女又是一种，加上大陆近年开放赴美的大陆知识分子，也是一种，这些都是中国人的不同群体或类别，是附属于美国社会的群体，极少能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记得一九八四年在洛杉矶时，夏先生告诉我，每逢周末，到中国寺庙中吃素斋的年轻人，都有百人以上。

当时我颇为惊奇，为什么信佛教的中国年轻人这么多？岂知并非如此。夏先生说，这些年轻中国留学生，无钱去玩，又思乡心重，无处可以宣泄情绪，只好到中国寺庙中碰碰中国人，说说中国话，解解他们的寂寞和乡愁。

这又使我想起多年前一个美国朋友名叫Palmer的，也曾问我：

“为什么你们中国人永远是中国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不论从英国、法国、北欧、俄国，乃至于南美各国的人，一旦到了美国，很快变成美国人，下一代就分不出来了。只有你们中国人，不管到了美国多少代，仍然自成团体，永远是中国人。”

他这个问题很不容易回答，可能种族是一个问题，欧洲人是高加索人种的白人，而中国人是蒙古种的黄种人，混在一起有非我族类的感觉。但最有关系的还是文化的传承问题，是人文历史的因素。

记得牟宗三先生曾说，大意是人住在美国，听到说起美国开国大总统华盛顿，或者历史名人杰弗逊、林肯等，我们只觉得那只是几个名字，不会有太大的感觉。但是如果提到了姜太公、项羽、诸葛亮，甚至孙悟空，我们马上感觉到真人真事活在心中。所以，中国人就是中国人。

十二月初，我回到了台北，《如何修证佛法》已经印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