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年底，林中治辞职离开了老古，因为有人请他去讲佛法。这时胡先生已离去，后来又找另外会计来接替他的工作。此时，书库已整理有了眉目，会计也大致建立了制度。

这时在香港，来了一个复旦大学哲学系副系主任王雷泉，拜望了老师。具体情况不得而知，只知道由他介绍，复旦大学出版社想出版南老师的《论语别裁》。

当我知道这事的时候，已是春天三四月了。那天老师打电话给我，要我去上海处理有关《论语别裁》的一些文字琐事。

因为复旦大学出版社要改成简体字出版，书中的一些文字，也要转变成大陆书籍的习惯用语，如“民国”改成“公元”，“水准”改成“水平”，以及一些想不到的意识表达等，都可能需略加修改。

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责任编辑是陈士强，他是哲学硕士，他将拟改的地方传真到香港给老师审查，这样做法原已进行了一段时间。后来老师为了省时省事，嘱我前往，一次性解决，有问题时立刻相互讨论，则比较方便。

于是我收拾行囊去了上海。

这次的上海之行，印象深刻。到了复旦大学出版社，参观了他们学校的印刷厂。当我一走进厂房，着实吃惊不小！偌大的工厂，但见只有三个工作人员。有一个人慢条斯理地在装订，另一个人在远远的印刷机边慢慢工作，另有一个女职员在织毛衣，其余的多台机器都停止未动。

这个景象，在台湾或美国、日本都是看不到的轻松自在，我顿时领略到“大锅饭”的真正含义了。我立刻说，希望我能在这里工作，多舒服自在轻松啊！

中国是泱泱大国，长城也大，故宫也大，多数住房也大，所以对于这么大的空旷稀疏机器排列的工厂，早已经习惯了。当时校方却还渴望能盖大楼，增加硬体设施。

相比之下，台湾太小了，拥挤不堪，像复旦这个工厂，在台湾就会增加十倍的使用价值。如果到了日本，更是可怕。东京有些办公室，下班后改为八小时过夜的旅馆，充分利用空间。所以地大物博的中国人，真是幸福啊！

闲话少说，我与陈士强一同工作了一天，就解决了文字的问题，记得接着要出版的还有《禅与道概论》，这本书复旦出版时，改名为《禅宗与道家》。

这次在上海，也认识了北京来的一个青年史平（现改名为史原朋），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那时老师的著作尚未在大陆流行，史平却独有信心。

这年的秋天，我到了北京，顺便谈到《孟子旁通》、《老子他说》这两本书的出版。我曾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部门谈过，记得是史平陪我同去，商务表示有兴趣，但要看完全书再定。

过了几天，我得到了婉拒的消息。因为那时南老师的书尚未在大陆流传，我猜想商务是怕销路有问题，故而不敢尝试。

不久我从另外管道得知，商务把这两本书送到某大学哲学系一个教授处征询意见，这位教授加以反对，理由不详，以致造成商务的婉拒。

后来我到了香港，曾问老师是否曾与这位教授结怨。老师说他不知道，至于别人为何怨他，则更不知道了。总之，老师并不以为意，一切顺其自然而已。后来这两本书是由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再后来曾由复旦出版。

那次在北京，还另有一桩事，必须提一提。听说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研究员陈秉才先生，已经把南老师的《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一书，用团结出版社的名义，印了五万册，正要发行。

我知道以后，就到北大图书馆去访他。我开门见山地就问陈先生，为什么未得老古或南先生的同意，就私自印行？这是侵犯智慧财产权的。

陈先生也是读书人，他和其他几个人合作，因为爱好这本书，于是就借了些钱，印出来了。他对我的问题，回答得很妙，他说：王绍璠答应他们印的。

我说：“王绍璠虽曾是老师的学生，但是这件事他并不代表老师，你们也不研究清楚，就听信了他，是为什么呢？”

我一边说着，一边拿出来老师给我的授权书（全权代表老师办理大陆授权出版合约）给他们看。

陈先生的回答更奇妙了，他说：“我们不知道老古的地址，无法联络呀！”

我说：“老古的地址和电话不是都印在这本书上吗？你要知道，老古是可以告你们侵权的。”

陈先生大概是无辞以对，索性说了一句更更奇妙的话，他说：

“如果有了麻烦，我们就找王绍璠算账。”

我听了他的一连串回答，真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感觉。但是既然承认是他们印的，又是因爱好才起意，只好从情理解决。于是先拿了一本书寄给老师看。老师很快有了回应，打电话给我说：“错误百出，把五万本统统烧掉！”

这真是一个难题，要烧这五万册书也是一个大工程啊！陈先生这个读书人投下的钱又怎么办呢？真可怜啊！上了王绍璠的当。这时不免想起了从前老师说过的话，王绍璠是“糊涂克图”，他不知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后来，不得已嘱他印一张勘误表，我还帮他推销这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