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再说“唯识研究”这桩事。

南老师讲《论语》，讲《孟子》，讲《易经》，讲《金刚经》，讲《楞严经》，等等，都是讲解或讲述，但是每当讲到唯识，他必定用研究二字，而不是讲解。

后来我觉察到这个不同，曾向南老师请教，可能是我程度太差的原故，他没有细说。但我以后却特别留意有关唯识的问题。

中国的唯识学，是唐代玄奘法师和他的学生窥基法师贡献一生心力的译作。《成唯识论》本是佛学中极重要的论著，对人类意识有深入的根本探究，但却深奥难懂。

以往这门学问只存在于佛学界，以及寺院的学者中。一方面因为这是玄奘留学印度带回的佛学论著，另一方面是因为从前的佛教制度严格，寺院中的出家人许多都是通达儒、道的学者，他们本身学术水平就很高。

唯识学受到寺院外学者的重视不多，近代有位熊十力先生，他研究了唯识，并曾在北京大学讲授唯识学。他也著了一部《新唯识论》，对唯识论有所批评。如果不是重视唯识，当然也就不会去研究批评了。

熊十力先生是廿世纪中国学术思想界的重要人物之一。按照牟宗三先生的说法，自从明朝结束，乾嘉学问（派）形成后，中国的学统就断了。清朝以来，全部的学问都没有了，只剩下“说文”、“尔雅”。“说文”、“尔雅”能代表什么呢?能代表科学、政治、经济、宗教、哲学吗?都不能。那中华民族的生命凭借什么来应付环境、应付挑战呢?所以恢复这生命的学问，恢复这中国老传统、大汉声光、汉家威仪的，是熊先生；把从尧舜禹汤文武一直传下来的汉家传统重建起来，是熊先生的功劳。

牟宗三先生是熊氏入室弟子，在台港的几十年中，对文化思想的贡献，有目共睹，为大师级的人物。他个性爽朗直接，作风坦率而有原则。抗战时期，梁漱溟先生提供他每月卅元，资助他研究，而被他拒绝了，因为梁氏有附带条件之故。可见他不为金钱或权势牺牲学术原则的风格。

尤为难得的是，他深解老师熊氏的特点与不同凡响处，但并不否认熊氏在学术上也有可争议之处。不像有些做门人弟子的人，把自己老师捧得比圣人还圣人，有些人还搞些造神运动，把自己的老师比做神佛之类，而使他们的老师蒙羞。这是题外闲话。

牟先生在师大任教的时期，我家住在师大对面的丽水街。因每天下班懒于举炊，就参加了师大教职员的伙食团，与牟先生同桌用餐颇久（记得是一九五四年）。

那时牟先生与张平堂都住在师大第六宿舍楼上的单身宿舍（现在的师大美术系的地方）。师大美术系教授朱德群、马白水、赵春翔三人则有家眷，都住在一楼，各有一大间。赵春翔是我的姐夫，张平堂又是远亲，那时我又常在师大打网球，所以经常到第六宿舍去。

牟宗三、赵春翔及张平堂三人都爱下象棋，还时常连下通宵，黎明棋局结束，输家请客吃豆浆油条。

我常在访张平堂时碰见他与牟先生对弈。可能因为牟先生的影响，张平堂虽是体育系教授，对哲学书籍也产生了兴趣，涉猎颇多。

牟先生后来赴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后退休再回台湾任讲座，每逢他有公开讲演时，我一定不会错过。

言归正传，牟先生的老师熊十力先生所写的《新唯识论》，分成两部分，已出版的一部是“境论”，另有一部是“量论”。但“量论”熊氏始终没有写出来。牟宗三先生曾说自己“或可以写出来”，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写出来。

熊、牟二位都没有写出来，究竟是什么原因?不得而知。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他们治学的态度严谨，不肯轻率下笔。

以熊氏学养之深厚，曾说：“当今之世，讲先秦诸子，只有我熊某能讲，其余都是胡说八道。”他自信如此，自负如此，但他的重要著作《新唯识论》却受到不少负面批评。也许为此之故，促使他更有所深入思考，故而始终未写“量论”。

学养了不起如熊氏，对唯识尚且如此慎重，不肯轻易从事，这更说明了唯识学之不易。所以南老师对唯识只用“研究”二字，其慎重也就不难想象了。

不过，牟宗三虽未写“量论”，但在他后来的著作《认识心之批判》及《现象与物自身》中，一般认为，有所论述。

近几十年来，西方心理学家发现，一般认为意识层次的深处有一个“自我”（Ego），并不一定是意识的底层，似乎还有更深的意识层面，所以有些学者的研究的方向，也伸入了唯识论。

依照唯识法相宗的说法，意识不是纯用思想逻辑所能解说的，要自身修证功夫到了，才能真正了解，否则只是名词的依文解义而已。

无论如何，这些都说明了唯识这门学问的深奥，轻率讲述，恐有蚕吃桑叶而吐绿水之嫌，甚至有误导他人之流弊。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