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五日，南老师开始闭关了，预计是两年。

这次的闭关，找不到卅多年前四川峨眉山上那样的环境；那样的环境遍寻台湾也是找不到的。记得刚来台湾时，假日出外游山玩水，发现台湾山高庙小的特点。走了许多山路气喘如牛，到了山顶大失所望，原来只有一间小小的房子。台北木栅的仙公庙（供奉吕纯阳的道场） ，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社会富裕，捐钱的人多了，才渐渐修建得颇具规模。

所以南老师想闭关，找不到清静的地方，只能采取“隐于市”的方式，就在自己住的二楼闭个方便关罢。

在南老师闭关之前，就准备由古国治接下这个摊子。以前的书，并不是自己出版，因为那时法令规定杂志社不可以出版书籍，所以势必要成立一个出版社才行。

古国治在银行抵押了他仅有的一间小房子（养母遗留给他的）。用这笔款项，接收了整批的书籍和应付账款，担起了这个担子。后来老师出关，古国治结婚离去，老师才归还给他。

因为古国治承担了一切业务，当他登记出版社时，老师说：“就用你的姓，登记为‘老古’出版社吧!”五月得到批准后，古国治就正式成为老古出版社的负责人了。而东西精华协会的事务，也是由他及李淑君二人联络推动。

这时，《人文世界》杂志曾停刊半年，到了九月才重新复刊。

老古出版社在这一年中，出版了《新旧的一代》及再版《禅话》。这两本书都曾在《人文世界》连载。《维摩精舍丛书》也在这年再版，另外还印行了一些赠送的书，如《菜根谭》等。

一九七七年十月十六日，按照政府的规定，东西精华协会召开了第三次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由协会秘书长杨德祥主持。大会的来宾除了刘修如先生及“内政部”吴景康先生外，还有救国团台北区总干事史济锽，他是史济洋的弟弟。

说到史家姐弟，又牵扯到一些文化上的问题，顺便一提。

在莲云禅苑时，史济洋借住在三楼。她在学校教书，下课回来也在会里帮忙，她对人和蔼热心，大家都称她为“史菩萨”。

有一次，南老师听说她的父亲是史久光先生，就鼓励她姐弟整理老先生的著述和遗墨出版。因为史老与蒋百里、杨杰都是日本士官四期毕业，三人都是民国初年的兵学家。

史氏早年曾习儒学，中华文化底子深厚，军事学业之后，又曾赴德国研究哲学，故为文武全才的军事哲学家。

因史氏遗墨多为行草，后由孙毓芹帮忙辨认，完成初步工作。印制出版时尚有以往袍泽张国英将军（曾任“国防部”副部长）、郝伯村将军（曾任参谋总长、行政院长）等捐资促成。这虽是题外的一章，也表明了南老师对文化的关注，有时真是无微不至。

东西精华协会自成立以来，对于社会公益方面的工作，也是经常参与。其中包括送救济衣物到偏远地区的小学，像乌来、石门、大湖以及各地民众服务处等。也参加赈灾捐款给紧急受难的人们或社会团体，以及育幼院等，并捐赠医药给受刑人。

另有一项长期在做的，是资助贫困学生助学金。既是贫困学生，他们忙于兼职解决经济问题，功课是不易优异的，所以并不限制功课是否名列前茅。

在这众多的公益项目中，出钱又出力的，是陈又夫先生。

另有一位焦金堂先生，是大陆工作会的副主任，他是听讲《论语》时与老师结的缘。他从一九七七年二月开始，在协会设立了焦氏报恩奖学金，每年春秋两季定期发放，最初是每年两万元，资助三四个学生，以后又逐渐增加。当时这个数目很够学生用了。焦氏助学金也资助了几个来学中华文化的外国学生。

除了经常性的助学金以外，也还有人提供不定期助学金，视情况而定。慷慨解囊的有程沧波、汤宜庄、闫修篆、林苍生等先生。

颇为感人的是，有两个学生，接受助学金完成学业后，投入了工作，领到薪水后，也来提供助学金，帮助其他的学生。

举凡这些公益活动，在南老师的领导下，都是默默地在进行。有些设立奖助学金的人，隐去姓名，做了就算了，记事册上只有“张氏助学金”等字样。而张氏是谁已无法查考了。

另有老师早期的学生沈翰初，英年早逝，却遗交五十万元作为社会福利基金，由陈行夫先生转来。廿多年前的五十万元，还真是笔大数目呢！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