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人文世界》出版以来，编务忙得最多的，要算是徐进夫了。不但编务多由他负责，每期的稿子他也尽力拿出长短各数篇。徐进夫从禅学班开始与大家相识，与林曦及杭纪东三人，往来甚密，极为投缘，大家称他们为三剑客。
其实他们是属于新三剑客，原来的老三剑客是杭纪东、林曦及王绍璠，因为王绍璠有了女朋友卢惠玲，旧三剑客就改组了。
三剑客的另一人林曦，也是经常写文章又常来帮忙的人。那时他在台大化学研究所，得到硕士学位后，于一九七二年到美国念博士去了。
林曦虽是学化学的，早岁跟随老师热衷《参同契》的研究。他也是一个才子，古书读得比较多，材料丰富，文章词藻华丽。后来得到博士学位后，他在美国工作了几年才回台湾。现在彰化师范学院任教。一九九六年当《人文世界》复刊时，我首先向他邀稿，他也像从前一样的热烈支持。
可惜三剑客之一的杭纪东始终惜墨如金，未曾写过片言只字。不过，东西精华协会的组织章程、宗旨等，倒是由他协助起草的。
徐进夫那时是从事文学创作的，后来改为翻译工作，曾译过许多文学名著。研习禅宗后，他开始翻译国外有关禅宗的书籍，后来成为此类书籍翻译的佼佼者。除了铃木大拙的著作外，他所翻译的《西藏度亡经》至今仍为畅销书，在两岸三地广为流传着。
自从七〇年禅学班开始，徐进夫也是一个经常来帮忙的人。
由于他接触英文禅宗方面文章很多，有一天，他带了两篇文章给我，一篇是胡适博士的，另一篇是日本铃木大拙的。这两篇文章发表于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的刊物上。
夏威夷大学东西文化中心，在国际上颇为著名。胡适是国际上知名的学者，他对中国文化学术上的贡献，是无可置疑的。
但一般认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写到禅宗的问题时，似乎尚未突破。他在五〇年代发表了一篇文章《禅宗在中国》（Chan［Zen］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因为他看了铃木一九四九年出版的《禅与生活》（Living By Zen)一书，有所质疑，感到失望云云。胡适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论禅宗的。
胡适这篇文章发表后，铃木不久有了回应，他的答辩文章题目为《禅：答胡适》（Zen:A Reply to Hu Shih)。他开头就说：“胡适可能了解许多历史，但并不了解历史中的人物。”
铃木洋洋洒洒地论辩，说到后来，竟直截了当说胡适不懂禅宗等。
夏威夷大学的学报(Philosophy East And West)刊载铃木的文章时，也转载了胡适的那篇文章，两篇同时刊登在一九五三年四月第三卷第一期。一问一答的两篇长文，是学术界著名的论辩，内容精彩。
此后，关注哲学问题的东西方学者们，都翘首等待胡适的答辩，但是，胡适始终未再说话。据说，因此之故，胡适在国际上的学术地位，似乎就一蹶不振了。
胡适有生之年没有回应铃木，也许有两种原因：其一是默认铃木的话，承认自己不懂禅宗。其二是以禅宗的不立文字，以保持缄默作为回应。
如果是自认不懂，胡适真够大学者的风范，是孔子所谓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这个精神了不起，只有真正的学者才能如此。
如果是以缄默不立文字为回应，胡适应该算是彻底放下名位之争及是非之辩，在某种意义上得到禅宗的解脱自在了。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胡适都应该算是了不起。此是题外之话。
为了禅宗这个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问题，不少人向南老师提出建议，希望他执笔完成中国哲学史的下半部，以确立禅宗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定位。
说到胡适、铃木大拙与禅宗，不免要谈一谈《禅海蠡测》这本书。
眼看胡适博士的《中国哲学史》，早年在禅宗的门前徘徊止步，他本人又被国际著名的禅学大师铃木批评为不懂禅宗，作为中国人，真是情何以堪!而铃木在国际禅学的声望日隆，一九四九年就被选为日本学术院的院士，且获天皇颁授文化奖章。日本人对学术的尊重，正是大和民族的一种优秀品质，所以虽是战败之国，却能奋力发展经济，迅速执东亚经济之牛耳。也有人说，日本人的这种文化精神，与他们受禅宗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中国人呢?当铃木接受天皇颁发文化奖章的那一年，国民政府转移到了台湾，那时的台湾，在文化历史上堪称一片沙漠。同时期的大陆，正走向另外一条不同的文化道路，中华文化的断层危机已逐渐浮现。
不久，李执中、萧天石二人先后来探望了南老师，同声表白：文化到了这步田地，还不赶快采取行动？不能立德立功，至少可以立言啊!
在李、萧二位的催促下，《禅海蠡测》诞生了。南老师事后说，当时他被李、萧二人骂出一身冷汗，就立刻动手写书了。有趣的是，这时刚好是在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发表之后。
《禅海蠡测》在一九五五年出版，那时的台湾处在为生存而奋斗的局面。急需复兴的农业则有中美合作的农村复兴委员会。
农复会的主任委员，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先生。他接受这个任务的条件是，国民党的党团组织不能进入农复会。换言之，农复会是由技术及专家挂帅，不能被国民党以党来领导内行。蒋中正特许了他，所以农复会才能自由运作，达到有目共睹的成就。
当时最苦的是军人。因为台湾的经济尚未突破，军人待遇无法改善；人口多的军人家庭，甚至有三餐不继的情形。
现任东海大学教授的蒋勋，那时也生活在少年困苦的环境。他在自述中说，一日三餐只有空心菜佐饭，十分苦恼。但他的母亲，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为了提起孩子们对这唯一的空心菜的兴趣，向他们说着商朝的宰相比干和空心菜的故事。蒋勋对历史文化产生兴趣，也始自饭桌上的空心菜。这也说明了早期台湾普遍的穷苦状况。
政府官员及立法委员们，薪资虽然稍微多一点，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有一次，立法委员们（一九四七年南京选出来的）联名要求政府给他们加薪，改善待遇。听说当时的行政院长陈诚在立委请求加薪的文件上，批了四个大字：“军人该死”。那些老立委们尚有道德观念，看到这种批示，也就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
陈诚虽一心为国为民，但到底不是财经专家。台湾经济突破瓶颈，是后来尹仲容、陶声洋、李国鼎等人的设计规划、逐渐努力而造成经济起飞。那是到了严家淦当行政院长的时代了，此是后话不提。
再说，当时经济生活极度困难的台湾，谁还管什么文化啊!就如后来大师级的学者牟宗三，那时也只在师大教书，所得仅可温饱而已。年轻一代尚在求学，文化建设根本不成气候。
至于那时的香港，本是一个殖民地，一切只重商业。人们只重视金钱，有了钱则向英国文化学步；香港这些炎黄子孙们，与炎黄文化似无太多关联。
那时钱穆和唐君毅二位学者，由大陆迁到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程兆熊、徐复观也去加入他们的行列，怀着“鹅湖”的精神，开始文化播种的工作。
《禅海蠡测》的出版，开始时没有多大的影响，但这时却有一个独具慧眼的人——张君劢，据说他看了这本书后说：“我们这一代，总算对历史文化没有缴白卷。”
张君劢这样说，并不一定是对禅宗情有独钟，而是作为一个读书人，深知禅宗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不可忽视的历史地位。如果甩掉禅宗不谈，文化等于掉了一条腿，中华文化就变成了跛脚鸭。当然，也极可能他已看过胡适与铃木论辩的文章了。
张君劢和左舜生、李璜、余家菊、陈启天等人，都是早年留学法国的读书人，他们关心国事，有书生报国的热忱。但他们是用批评建言的方式，后来组织了民社党（张君劢、陈启天等创立）及青年党（左舜生、李璜、余家菊等创立），宣扬政治上的理想。但理想常常是桃花源，他们就被人讥讽为国民党政府的花瓶政党。这也因为他们是书生的原故。
其实政治上的“花瓶”也没有什么不好。南老师常引用易实甫的两句诗“江山只合生名士，莫遣英雄作帝王”。名士好比花瓶，起码让人赏心悦目，比起带给人民无边痛苦的英雄帝王好多了。民、青两党今天在台湾已“无疾而终”，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他们实在并没有起过什么坏作用。
左舜生更为有趣，这位政治上有理想的书生，最喜欢看琼瑶的小说，因为琼瑶笔下创造的是爱情桃花源，人人向往。
琼瑶成名（一九六五年）后，立刻得到左舜生的欣赏，他每天工作完毕，一定要看琼瑶的小说，精神才能得到舒解。据他自己说，琼瑶的小说是他思维的重要调剂。但是，也可能是琼瑶的爱情桃花源，吻合了他的政治桃花源的原故罢!
一九七三年，另有一个欣赏《禅海蠡测》的年轻人，名叫袁保新。他当时还是辅仁大学哲学系四年级的学生。有一天，他托我向南老师转达先知出版社的意愿，希望由先知再版《禅海蠡测》这本书。先知出版社是属于天主教大学的，但他们肯定《禅海蠡测》在学术上的价值，南老师也就答应了他们。袁保新后来在文化大学获博士学位，曾任教于中央大学，现在则为南华管理学院教务长，也陆续有著作出版。
中华传统文化，儒家、道家以及各宗各派，历来或如滚滚江河，或如涓涓细流，总有学者或达者继续传承；唯有禅宗，这个唐代以降占文化要角的禅宗，自清末以来，却在日渐萧条中，难怪有识之士要大声疾呼了。
其实，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是包括了禅宗的。但一般认为，那是学者的论述，尚未真正表达出禅宗的精神。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印象深刻。一九七二年，尼克松初访中国大陆，即探询冯氏，希望见面。有人说，美国历届总统中，只有尼克松比较了解中国人，大概因为他看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的原故。
再说《禅海蠡测》刚出版时，真是可怜，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市面出售，根本没有人买。但十年之后，少数流传出来的旧书，在香港的书摊被居为“奇货”，每本价值廿元美金。所以老师常勉励文化界的人士，凡事莫灰心，真有价值的作品，早晚会被人肯定的。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