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陈致平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辅仁大学、文化大学等，著有《秦汉史话》、《三国史话》、《中华通史》，其《中华通史》曾荣获1981年图书著作金鼎奖，作家琼瑶之父。

南老师那次在台湾师范大学讲演后，过了几天，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日，就随同一个中日文化访问团到日本去了。

这个访问团是由何应钦将军带领的，为期八天，十二日返回台北。他们是应日本文化界的邀请前往的。南老师则是以客座身份，被何上将邀请参加的。

何应钦是一级上将，不特是蒋中正先生的亲信人物，而且同日本渊源甚深。他年轻时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抗战前许多对日工作由他负责，日本投降时，也是由他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的投降。这次中日文化访问，高层很重视，顺理成章就由何任团长了。

团员中，除南老师外，还有师大教授陈致平、立法委员程沧波、随团记者黄肇珩（现任监察委员）等，皆为文化教育界人士，共有廿余人。

因为南老师常受邀为一些当道人士讲禅宗及有关中华文化的课，何应钦及顾祝同等党政军大老也来听讲，所以这次何将军特别邀请南老师同去日本。

十一月十一日下午，这个访问团在东京参加东方文化座谈会，南老师应邀讲话。由于口音及翻译工作的不尽理想，又有许多问题没有时间回答，所以回台后，他写了一篇《致答日本朋友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当年十一月卅日台北《中央日报》副刊（这篇文章收集在《中国文化泛言》中 ）。

在南老师这篇文章发表之前，有一天我去探望陈致平教授夫妇。由于陈夫人袁行恕女士，是外子袁行知“行”字排行的三姐（堂房），故而常相过往。当我问三姐夫（陈致平教授）赴日之行如何时，他意外地说：“这次到日本去，幸亏有个南怀瑾，否则我们中国人会大丢其人!”

原来日本方面参加座谈会的人，都有很高的中国文化素养，其中还有唐诗专家。他们曾临场作诗，并请台湾去的客人即席唱和。一时之间台湾访问团的人都傻了眼，不要说团员中会作诗的人不多，就是会作诗的，大概也须搜索枯肠，思考几天才能成句。眼看我们中国人就要当场丢人现眼了，说时迟那时快，南老师已和了一首回应日本友人，才算解了围，大家也松了一口气。

最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一位日本学者名叫木下彪，是日本老一辈的高级知识分子。他曾任天皇宫廷文官，又是汉学专家，更是一位唐诗大家。南老师在日本时，二人一唱一和，结成诗友。在游日本太庙后，南老师赋诗一首，木下彪亦即唱和。

南老师的诗：

游伊势神宫（太庙）

立国同根各有时

浪传史迹费疑辞

乔松夹道黄花丽

为拜神宫又献诗

木下彪次韵：

缅邈谁知肇国时

迂儒考古漫多辞

天潢不改三千载

我仿周人赋颂诗

木下彪的诗不但工整，而且有唐诗味，看来他对中国文化历史也是很有研究的。后来他与南老师常相诗文往还，几年后，老古公司还出版了他的诗集《日本战后史诗》。

木下彪这本诗集，描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后，在美军的占领管制下，人们的痛苦失望与无奈，表达极为深刻。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者，不但祸害了中国，也祸害了自己的子民。

谈到诗，不免又说到南老师的诗集。因为陈致平教授与南老师同去日本之故，就带回一本南老师的诗集，而陈夫人行恕三姐也是深通诗词及画艺的人。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她正在翻阅南老师的诗集。她与南老师从未谋面，却喜读南诗，我就问她：“南诗如何，好不好呀?”

她说：“由诗看来，南先生是一个奇人，因为他的诗中带有一股空灵之气，有一种超脱世俗的韵味。”

她说得对不对，我不知道，因为到那时为止，我并未看过南诗。当时虽然拿过来看了一会儿，但是并不太懂，也就算了。

这本南老师的诗集是早期印制的，收诗不多，由孙毓芹先生亲笔抄录并题签，名为《净名盦诗词拾零》。一九八四年，老古公司将这本诗集与佛门楹联廿一幅及金粟轩诗话八讲，集成一册刊印出版。

南老师随文化访问团去日本的时候，大陆的“文化大革命”已如火如荼地进行了三年，愈来愈多的消息令文化界的人士胆战心惊，忧心如焚。中国能绵延五千年，历史光辉灿烂，文化博大精深，现在一股脑地毁掉，海峡两岸无不扼腕痛惜！

多年来，台湾与香港的许多学者，为中华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在不断地努力着，如钱穆、牟宗三、唐君毅、程兆熊、方东美等学院派的学者们，以及一脚跨出学院，走入民间的学者们，如黎东方、陈致平等。后两人在五〇年代即在公开讲演中，以历史的角度、通俗的表达弘扬文化。

陈致平教授在师大定期公开讲演“中国历史故事”，更造成轰动。那时蒋经国在领导着救国团，特邀聘陈致平教授为其讲述历史，达一年之久，当时领导阶层对文化确有相当的注重。

南老师既然自年少即研读诸子百家，且旁及医理、易经、剑道等，及长又深入禅宗堂奥，如何把文化落实于社会人群真实生活之中，是南老师念兹在兹的大事。

这时日本的铃木大拙，已以日本禅学大师之盛誉走红西方学术界。然而禅宗本是道地的中国文化产物，是由印度佛学种子，播植在中华老庄孔孟文化的土壤上而产生的果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什么也没有了，但这个国家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政府支持日本禅学的发扬，进军国际。

西方由于铃木而引入禅学，更急于探究禅宗宗主国的禅文化。这时大陆正在封闭中，接着是“文化大革命”，以致中西文化的沟通在台湾就多了一份时代的重要性。

所以，从日本回来后，南老师就积极筹备成立“东西精华协会”。

此时的台湾社会又如何呢?一方面有良好的经济发展政策，但是政治及思想上的严密控制并未稍懈。

国民政府廿年前来台湾时，由于日据时代的刻意抑压等因素，台湾本土人才寥寥。经过廿年的岁月，情势渐渐改变，有才能的人已经成长，菁英渐出。因此，许多人对于政治思想的控制开始反思，形成反对势力。而反对势力中又分成多派，以本土势力为主的，逐渐集结汇流为台独思想之河。

本土势力中较著名的如台大教授彭明敏，因发表台独公开宣言之故，经过一段跟监，偷渡赴美了。特立独行知识分子李敖，也于一九七一年初被捕入狱，整整坐了五年多的牢。而文化人柏杨，在此之前也已系身狱中了。

台大哲学系此时也遭受打击，笼罩着不安的气氛。中研院院士历史学家许倬云，当时（一九七〇年）是台大历史系教授，应聘到美国匹兹堡大学任教一年。但因哲学系的不安，恐将波及历史系，故而他不再回来，就此留在美国教书了。

台大哲学系的不安持续了颇久，涉及的人也很多。王晓波与陈鼓应是一九七三年才被捕的，后又被释放。事隔廿多年的现在，他们都得到了平反，再回台大任教了。

留在美国任教的许倬云教授，于廿八年后（一九九八年）退休，在记者会上，他说了一段颇有深意的话：

“时下常以政治的变化为焦点。但这有如大海波涛上一闪即逝的浪花，是最短暂的，人们应着眼的，是大海最深处的呼吸——亦即文化的持续与变迁。”

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是最重要的。可见持此观点的大有人在。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