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丛考13》民国时期一场佛教的改革与反改革
- “谁知冰雪窟，化作烦恼焰”
朱清时
上文中说到果瑶在1926年中从理塘回到峨眉山。不知他决定提前回来，是否有意马上挑起峨眉山佛教改革的重担。
法舫法师在写了“四川佛教”一文，概述了当时峨眉山佛教界的乱象：
“四川有峨嵋山，是中國四大名山之一，凡是佛敎信徒，都知道這是普賢道場，有很多的發心者不絕地去朝禮。這各方的道場朝禮者，當然與川省佛敎有很大的關係。現在的峨山，因為交通便利有些不同了。聽說川省軍政各界議定仿廬山辦法，設峨山管理局，辟為避署区，對於寺廟和尚，將有嚴厲地整理和取締。又聽說山上大小寺雖有七十餘處，都是子孫派多，和在家人家，差不多，不說是佛法事情不做，就是内部還不能團結，過著「各人自掃門前雪」的生活，尤其可怕的是壞習惜太多。稍為有點志氣或道念的，就自修去了，所以峨山是沒法整理的。我想這樣的名山道場，都墮落到這步田地！” （《海潮音》1937年第十八卷第三号“佛教春秋”栏目）
果瑶带头的这场佛教改革，核心是创办“峨眉山佛学院”，为提高僧伽素质奠定基础。但是这样做触犯了峨眉山各种“子孙庙”寺院的利益，他们只关心修庙盖大殿和通过“传戒”收徒弟。于是一次轰动全国的佛教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就在峨眉山出现了。
这场改革最初是圣钦发动的。民国四年（1905年），中华佛教总会四川省支部改名为“四川省佛教会”，圣钦法师当选为总务长，代行会长职权，后来成为会长。当时办佛学院是全佛教改革的潮流。
演妙著的《民国峨眉山佛教研究》一书（以下简称“演妙书”）有多处讲到这件事，我们把它们汇总在下面：
“民国十六年（1927年），圣钦法师因培修接引殿，从成都请假回峨眉山。峨山一些法师想拯救每况愈下的峨眉山佛教，借此机会请圣钦法师整理峨山教务。法师认为，要将峨山佛教整理好，必须将佛教会建设管理好，否则无从下手。于七月初四召集诸山长老并函请县知事、各机关各法团，于大佛殿召开全体大会。大会确立未来目标，要革除不良习垢，兴办教育弘宗演教。“略谓当今日衰弊，所当积极整顿者有三为，一在淬历精神，革除风垢，二在兴办学校作育人才，三在讲习宏通，敷扬教义。”
1927年七月初四的大会取得良好成效，“众人决议开办峨眉山佛学院，“全体大会表决一切重要议案后，首先以兴办学校储育僧才为急务，遂于峨山择地点适中之毗卢殿开办初级佛学院一所。凡僧徒有年纪在二十以下十二岁以上身体强健，确无嗜好者，一律均入院办案，该院已于八月二十一日开学，诸山送僧诣院投考，合格者约得三十余人。其日，寺中悬幡结彩，铺设甚盛，县知事裴君绅之亲莅该院演说，省会长圣钦和尚暨院长、传钵院护、果瑶副会长、果硕诸师相继出席训词并摄合影纪念。”在毗卢殿首次开办峨眉山佛学院，全山寺院大力支持，将符合要求的寺院僧人送去考试入读。”（以上演妙书p61页）
“民国十六（1927）年七月四日，昌圆（疑为圣钦）法师在大佛殿主持召开全山大会，推举果瑶法师为峨眉县佛教会会长。毗卢、大佛两殿一直是十方丛林，仁玉和尚圆寂后尚未选出住持。大会推选果瑶会长为毗庐、大佛两殿住持。”
据《佛化旬刊》第三年第九十四期上“峨眉县佛教会得人、果瑶师出关提倡、果硕大极满月恒久诸师热心协办、省会长圣钦大和尚监督办理”一文：
“七月初四日开全体大会，莅会者约七八百人，峨眉县佛教会自开办以来，虽经成立有年，但其内容未切实整顿，发展一切。今夏省会长钦公和尚还山，以峨眉天下名胜为十方朝礼之处，晚近高缁不作，渐令山风颓败，地灵减色，遂慨然督同果瑶、果硕、满月、大极、恒久诸师，热心偈办教会，用期整顿，爰于七月初四日在该县东门外大佛殿开全体大会，邑中缁素列席者不下七八百人，先由会长果瑶师报告开会理由……但一方面固在缁侣严饰戒行，内自愤发，一方面尤赖外护念佛累嘱，热心护持，倘能双方夹辅，同心同德，努力进行，则今后峨眉之佛法，不难舒光一隅，照耀大地云云。”（以上演妙书p228页）
“民国十六年（1927，原书误为1937）7月4日，圣钦法师主持召开峨眉佛教支会全体大会，决定以兴办学校储育僧才为急务，在毗卢殿开办初级佛学院一所，并号召全山重点寺院捐款一千元用于办学，立案规定全山重点寺院要定期捐款。新创立的佛学院由“果瑶法师为院长，海奎师为监学，学人三十余名” （《峨眉山成立佛学院》，《佛化旬刊》第三年92期，第7页）。学僧来自于峨眉县各寺院，“纯系该县青年僧徒。课程优良，规则严备，可谓该山空前未有之胜举云。”8月21日佛学院开学，寺中悬幡结彩，布置得庄严隆重。峨眉县知事裴绅之亲莅学院演说，并下谕文予以保护，“此示仰该诸山人等一体知悉，自示以后，毋在佛学院所扰乱秩序，倘有不遵该院，严拿送究，惩办不贷”（ 《佛化旬刊》第三年101期，第131页）。但是峨眉山佛学院只办了二期，就因有的寺院抗捐或减少捐额，佛学院因缺乏办学经费而导致停办。” （以上演妙书p138-139页）
总之，在1927年7月，果瑶法师被选为峨眉县佛教会会长，毗卢、大佛两处十方丛林的住持，又任峨眉山佛学院的首任院长。圣钦法师主持召开大会，决定以兴办学校储育僧才为急务，在毗卢殿开办初级佛学院一所，并号召全山重点寺院捐款一千元用于办学，立案规定全山重点寺院要定期捐款。新创立的佛学院由果瑶法师为院长，学僧三十余名。学僧来自于峨眉县各寺院。
但是峨眉山佛学院只办了二期就停办，果瑶也辞职了。这段时间峨眉山发生的事，引起了全国的关注，成为民国时期教内外的一件“重大舆情”。在1931年《海潮音》杂志第十二卷第八期上，登有“峨山旅京僧伽同乡会临时代表宽静等的《催促整理峨山僧教育的几封书》”，其中包括“致峨山佛教会函” (全文见附录1)、“致圣钦院董函” (全文见附录3)和“致太虚大师函(全文见附录2)”，还加上一件“附著者来函”。
我们先读这件“附著者来函”：“满智法师、董狐执笔。历史可稽，峨山纠葛，事实朗慿。请勿稍存篇颇之念，而为大通敷衍，或置此项消息于不披露也祷。”可知宽静带头的这些公开信是由满智法师、董狐执笔的，主要投诉对象是峨眉山的大通和尚。
峨眉山的大通和尚并不是等闲之辈，就连1997年版的《峨眉山志》的“名僧传略”中，还把大通作为六个“现代名僧”之一，收入了他的传记：
“现代·大通和尚：法号照达，在大坪削发为僧，民国19年（1930年），被全山僧众推为毗卢殿和大佛殿方丈。住毗卢殿时，3次去上海募捐，历时两年，新建大雄宝殿和方丈堂。民国25年在毗卢殿大振宗风，传授戒法，受戒和尚达260余人。传戒期间，每日静观僧众和当地居士上千人。历时60余日。这是全山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一次。大通和尚，德行高尚，性情敦厚。1952年圆寂。”
这里说大通“民国19年（1930年），被全山僧众推为毗卢殿和大佛殿方丈”，这些正是民国十六年（1927年），果瑶担任的职务，这说明果瑶执政短短三年，峨眉山就发生了“政变”，果瑶被大通取代。大通是那些只关心修庙盖大殿、通过“传戒”收徒弟的子孙庙的带头人。
以宽静法师为代表向峨眉佛教会、圣钦法师、太虚法师等的信中说，民国十六年（1927年），聖欽法師創建峨山初級佛學院，勸全山寺院每年捐款千元做经费，已经由縣政府立案永远成為定例。不料刚辦二期，就遭一班不知时势之流，从中捣乱，抗捐不输，而致该院停办。宽静等人在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由成都回到峨眉山，努力恢复这所佛学院，本来打算义务教学三年，不料一期还未办完满，峨眉山的各寺院又向以前那样前抗捐，宽静等人只好会同县绅孔宝轩等，呈请县政府划出一些田，用它们的田租永远维持学费。这样做虽然属于强制执行，然而目的终究是为了维持峨山道场。不料各寺院的长老不仅不知道该自动整理山风，反而纷纷指责这种做法，舆论沸腾。
果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捣乱的各寺院的长老推大通和尚取代果瑶，圣钦默许。大通一上任就把佛学院解散。并且殿堂佛事也停了，挂单的上座都遭白眼。这件事惹得军方大动雷霆，决定派人来整理峨山，已定韩文畦来县，协同县长罗崇雅严加纠正。还好太虚法师回到成都，太虚给军方写信，请他收回成命，给时间让峨山僧人自动兴学，及严戒律，整理山风等等。这些都在各地报纸披露，然而峨眉山这些寺院长老们可能一无所知。
大通的上任和随后的做法，标志着这次峨眉山佛教改革和整顿的彻底失败。宽静等人认为大通等人是“人人得而逐之”的“佛门败类”，其作为已经涉嫌违法。他们要求圣钦出面整理，不行就进一步要求政府依法解决。这件事成为民国时期教内外的一件“重大舆情”。
1931年的《海潮音》第十二卷十二期上，圣钦和尚对宽静等人要求他纠正大通之事，作了公开答复(全文见附录4)。他说大通乃“粥饭庸僧”。圣钦说自己并非不知道大通不堪重用，只是果瑶辞职后，需要有人管事，各个寺院一致推荐大通“暂充监院”，圣钦知道大通之行为荒谬，所以当时未允其请，后来各寺院山一再讨论，说大通虽然没有学问道德，却能与各寺院和睦相处，可以暂时负责。
圣钦说，大通入住毗卢即行解散佛学院，此举不妥，已经饬令他即速开学。圣钦又替大通辩解说，各寺的田产，纯系高原荒地，夏时失种，秋谷无收，所以该院经费异常支绌，实在无法办理。
现在看来，圣钦关于大通所说的话并不完全合适。首先，他是在为大通不办佛学院偏护。其实大通一上任，在停办佛学院的同时，立即开始在毗卢殿盖大殿、修佛像，所以大通并不是没钱，而是不愿把钱花在办佛学院上；其次，大通并不是“粥饭庸僧”，《峨眉文史》第六辑有何志愚的文章“佛教在峨眉山”，其中有介绍大通和尚的一段：
“大通和尚，法名照达，大通乃接任毗卢殿、大佛殿方文后的法名。1930年，由全峨眉山公选住持两殿法席。毗卢殿的大雄殿由于年久失修，倒败不堪，所有佛像在日蒸雨淋下，全身多为剥蚀。大通见此情形，发愿励精图治，以重建大雄宝殿、方丈堂、翠云楼为己任。到上海募捐三次，于1932年大兴土木，到1934年秋将上述殿宇全部竣工。整个栋宇高大雄伟，新建与旧房，上殿接下殿，大方自然。1934年再度赴上海募传戒经费。于1936年夏，大振宗风，传授戒法。四海禅德云集，峨眉山全山寺庙僧众参与共举者八百余人，各地来此受戒者二百六十余众。并予新受戒者每人一套衣（袈裟）、具（坐具）、袍、钵、历时六十余天，始圆满结束。传戒盛况是峨眉山有史以来的第二次（第一次是明朝崇祯年间）规模宏大的传戒仪式。对振兴峨眉山的宗教活动，鼓励后进有大功德。”
由此可见，他对佛教的理解是盖大殿和传戒收徒弟，不理解为何要办学校培养僧才。1932年大兴土木，说明他在1931年并不缺钱。圣钦骂他“粥饭庸僧”，其实可能是怪他不争气，把事情闹成这样的情绪话。
圣钦说的另一段关于“传法”的话很重要，这是宽静等人未说，而圣钦主动讲出的、此事件另外的内情：
“至于传法一节，纯系朗明主张，务欲承继仁玉法派，而兴传钵脱离，在场诸山均表同意，钦被伊等包围，只好勉强从之，但仁玉已死，不能传法，众乃推钦代行，此系诸山邀钦行此权宜之计，并非钦欲姑容大通，故意为伊佐袒也。”
这段话说明，他们赶走果瑶，停办佛学院，更深一层还涉及宗派与传法体系问题。果瑶是传钵的法徒，他的改革整顿可能还在推行传钵的传法体系。朗明他们主张脱离传钵的体系，“承继仁玉法派”，让圣钦来传法。圣钦已“勉强从之”，并辩解说，“并非钦欲姑容大通，故意为伊佐袒也”。这样的辩解透露出一个情况：这次的矛盾与法派有关，而且圣钦是站在大通这边的。
其实这个事件的背后，都有圣钦的影子。1927年，是圣钦提出办峨眉山佛学院，这样做是时代的趋势，他清楚。然而刚办起来，当大通这些子孙庙的人捣乱，他又默认让大通取代果瑶。为什么他会这样呢？下面提供一些史料供大家分析参考。
1931年的《佛教评论》上有篇“特约通讯”，题为“四川佛教现状的一斑”，其中说：“省佛教会圣钦颇有办事能力，因与禅安不和，弃职回山。”
禅安和尚是成都文殊院方丈，他的办教路线就是办佛学院以提高僧伽素质。宽静和尚就是禅安办的佛学院的学生。禅安为办佛学院，花了文殊院常住的大量经费，也受到巨大的压力。圣钦与禅安不和，原因可能多方面，然而在办佛学院这件事，也可能是其一。总而言之，1931年，圣钦因与禅安不和刚弃职回山，同时就发生了峨眉山佛学院的夭折，两者之间难说没有关联。
可以肯定的是，圣钦在此之后一度想离川。几年后，圣钦到上海龙华寺去当住持未遂，成了媒体的话题。当时上海报纸的新闻很多，例如：
1937年4月10日《时代报》：“龍華寺不靖：聖欽老和尚悄然離寺。龍華寺住持问题迄未解决。虽圣钦和尚，得少数寺僧之拥护，勉强就事，市政府及市佛教会始终未予承认。且寺内僧众时起纠纷，所谓住持未能统制全寺之行政，圣钦亦表灰心，乃于前日携带行李，离寺他往。”
其实当时峨眉山很需要圣钦这样的祖师回来，他就是不回来。这次佛学院事件的最后一幕极具戏剧性。当时已由昌圆法师接任省佛教会长。他不愿介入峨眉山的事，但由于他是四川省佛教会会长，受不同方面的压力，“迫不得已”，只好前来。因为他不仅代表四川省佛教会，还受到四川省主席刘湘等人委托，负有重任，带着上方宝剑而来亲自处理峨眉山纠纷，所以他到峨眉以后，受到很高待遇，军政各界人士皆出面接待。昌圆法师在会上贡献三条意见：第一条僧格养成，主要强调道风整理，僧人要守持戒律；第二条兴办教育，培训全山僧人；第三条发展经济，修理交通，促进旅游。这里既涵括了太虚法师整理佛教想法，同时还是根据峨眉“旅馆型”佛教现实情况作出的改进。
但是没有想到峨眉山僧人在会场上搞了一次“黄袍加身”活动：
“（昌圆法师）演说毕，普超主席起立呼云：“前日毗庐殿方丈大通退院，由县教会接收转交，今昌公可以继承其位。”方县长云：“可矣。”大众亦云赞成。昌公起立，正色斥普超云：“何必多事！余近以宏法利生为己任，到处接众，来去自由。今为整理山风而来，非为欲当方丈而来，如欲当方丈，文殊院、宝光寺劝我数次，均未认可。汝岂未曾闻呢？”
但是大众仍然不理，将祖衣佛珠捧来，意在迫令就位。昌公变色厉声云：“勿得胡行！免遭罪咎！余现负责任甚重，如在此任方丈，省教会和四川佛学院、爱道堂，及成都附近十余处佛学社，谁人替我去代理？现刻此地方丈可另选高贤，或待能海法师返川承继亦可。”
普超主席见公意志坚强，遂呼今日时间已久，方丈事务，从缓商议，请大众吃斋。午后昌公又议学院定于本月二十开堂，请果瑶副主席任教务主任，普超主席任监学兼任毗庐殿维那，大通和尚仍然负责将所塑佛像完功，洪顺任都监师，演观任知客师。果瑶副主席等邀求云：“可以留隆光法师在此帮助一切？”昌公答云：“隆光现任四川佛学院监学，不能分身留此。”连日公又将峨山各寺庙纠纷一一解决。公言俟下月底有暇，再来晤谈。于九月七日辞，乘车平安返省。”（《佛教月刊》第7年第9期《昌圆法师整理峨山之经过》，这里转引自黄夏年文“太虚大师与峨眉山佛教——以峨山“整理佛教”事件为中心”，载《历代祖师与峨眉山佛教》 ，峨眉山佛教协会编.2012 )。
峨眉山僧竟然逼昌圆担任毗庐殿方丈，被昌圆严词拒绝。这更加说明了峨眉山事情的复杂性。
在这次事件中的主角-“粥饭庸僧”大通，后来当然离职了，但是他会募捐，新建了大雄宝殿和方丈堂，又传授戒法，受戒和尚达260余人。尽管取消佛学院闹出大丑闻，但是大通大搞扩建、大量传戒招徒的“政绩显著”，所以仍然“名垂青史”。
宽静法师外出求学，应了“川人一出夔门便成龙”的俗话，他很快就受邀成了江西庐山黄龙寺主持，成为了民国时期公认的高僧大德之一。乐山乌尤寺的传度法师闻讯后志庆道：“大师自峨蜀飞来，欣看顽石点头，天化现形。讲席开庐山顶上，应使坡公解带，陶令停杯。”
果瑶的文笔甚佳，但是他对此事没有说过如何话。也许他知道圣钦的态度，自己只好忍了；也许他在遵守佛门不争不辩的戒律：世间人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如何处治乎？曰：只要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果然，现在我们这些后人就在重看这件事。
果瑶辞职之后，1932 年至 1933 年间（民国十一年至十二年），受贵州省主席毛光翔邀请，到贵阳讲经。为培育佛学人才，他还亲自创办了贵州佛学院。开学之日盛况空前，毛光翔也亲自参加了开学典礼。学僧八十余人，为贵州培养了一批知识僧人。”此后，他回峨眉山建冰雪庵茅篷，一人独住潜修。1937年病逝。
民国时期著名的居士张心若是果瑶的朋友，他在果瑶去世两年之后，1939.7.13，在《佛化新闻》报登出为果瑶写的一个偈，标题是“峨眉果瑶上人，禪友也，賫願宏化未果，而寂感濁世之泯棼，勒石纪事書偈於塔”，最后署名为“民国己卯五月忿怒日中江死灰居士張心若”。第一句话表明，时隔两年之后，张心若仍然难掩对果瑶之死的忿怒之情。他称自己为“死灰居士”，说果瑶“賫願宏化”，却壮志未酬身先死，使他深感“濁世之泯棼”。泯棼即泯泯棼棼，意思是纷乱貌（出自《书·吕刑》）。在此偈中用十个字描述了果瑶的这段失败的改革：
“谁知冰雪窟，化作烦恼焰。”
附录1（《海潮音》第十二卷第八号，《催促整理峨上僧教育的几封书（峨山旅京僧伽同乡会临时代表宽静．..等·致峨山佛教会函》）”：
“迳启者：窃毗庐禅院，乃吾峨公共团体，丛林学院俱应切实整顿，以期宗教并行，培植诸山后学，而为普贤道场永久之承继也。查十六年度，省會長聖欽法師，不惜大聲疾呼，首創峨山初級佛學院一所。勸捐諸山常款千元，會經縣署立案永為定例。詎料僅辦二期，遭一班不知时势之流，从中捣乱，抗捐不输，而致该院停顿。静等十八年春，由省返峨，恢复该院，原欲义务三年，用尽桑梓之情，而达办学之愿，殊一期未满，诸山各寺又如前抗捐，始同县绅孔宝轩等，呈请县政府提租划田永维学费。虽然事属强制执行，究系维持峨山道场计也，讵诸山长老不惟不知自动整理山风，而反纷纷指责，舆论沸腾，实属可笑已极。
静等因念枳棘丛中，非栖凤凰之所，乃弃峨眉，出外参学，本拟不问山事，听凭一班不可说不可说的诸山长老们自生自灭而已矣。顷闻大通和尚入住毗庐，即将学院解散，致惹军部大动雷霆，决志委员整理峨山，已定韩文畦来县协同县长罗崇雅严加纠正，适太虚法师返蓉，一再函请军长收回成命，一俟峨山僧人自动兴学，及严戒律，整理山风等等。曾经各地报纸披露，不识诸山长老们，尚有一二见到否？迄今不唯学院未即恢复，并且堂佛事一概停止，更可怪者，十方上座来寺进香，屡遭劣僧白眼相加，似此僧阀专横，尚属成何事体，我们远隔数千华里，都悉这些话头，公等身膺教会重任，岂尚未及闻耶。用特函達台端，希卽請求峨眉佛學社，公同恢復學院，整頓叢林，宏揚佛法，力挽山風，雨到日務，希迅速執行，回示一切。如發函後二月內不獲諸公正式答復，誓必呈請政府，雷厲風行，依法惩究，並快郵公佈。決與阻擾公益、操縱公款的佛門敗類，奮鬥奮門！而為普賢願王撑持門面也。此致
峨嵋縣佛教会（学社）。峨山旅京僧伽同鄉會臨時代表:寬靜、滿性、月琴、普超、霞齡、榮山、普清、果聞。二、四、十日。”
附录2《海潮音》第十二卷第八期，宽静：《催促整理峨山僧教育的几封书·致太虚大师函》（民国二十（1931）年8月15日）：
“虚公法师慧眼：窃峨眉为名山之冠，对于佛化前途，大有关系。毗卢殿办之佛学院，乃全山僧徒修学之所，兹据行脚之普松上座，言及该殿住持大通，竞将该院停顿，并有违反丛林之事，殊属骇人听闻，务希法座，速函峨眉禹王宫之圣钦和尚，请其出而整理，以维佛化，倘伊等再不觉悟，学人等势必至请国会，公函川省政府依法解决，而儆效尤。如何之處，統希賜示為禱。此请法安。学人：寬靜、普超、滿性、月琴”
附录3《海潮音》第十二卷第八号，《催促整理峨上僧教育的几封书（峨山旅京僧伽同乡会临时代表宽静···等·致圣钦院董函》）：
“圣钦院董法眼：去冬别后，想念殊深。前渝汉各埠，迭上芜函，迄今未获得复示。嗣据常恩同志函云：我公业已掩关拜经，勇猛修持，佩甚慰甚。唯时势方殷，大法凌夷，慧命智灯，摇摇欲坠，吾峨再不培植僧才，撑持局面，普贤道场诚有不堪设想者矣。
回忆十六年度，我公倡办峨山佛学院时，原期接引来学，永维山风，殊诸山长老，有负雅望，仅办二期，旋即中止。学人等十八年春，由省返峨，极力恢复，虽未大著成效，然亦较诸上年时略有可观，讵诸山不明时局，否认学务延长，因而抗款不纳。乃同县绅孔宝轩等，呈请县府饬捐租谷，以维经费。
衅由果瑶和尚放弃职权，以致自私自利之诸山长老，纠集一班无知之徒，大肆咆哮，极端反对，其时我公出席国佛教会，山中无人主持正谊，学人等亦放弃峨眉，以杜无知者之妄造黑白，卒以完成提租划田之原案。殊大通和尚继任住持，即将学院解散，恁意支吾，实属不合已极。兹据由峨来此挂搭之普荣、松月诸师，言及该殿不唯学院解体，并且殿堂佛事俱已停顿，而挂单上座恒遭白眼云云。学人等突闻此言，不胜诧异，窃伽蓝精舍，原系十方僧徒修学之所，岂容私人把持，而置公益于不顾耶？该词如果属实，而承继人不但有犯戒规，并且违反《监督寺庙条例》，似此佛门败类，人人得而逐之，第恐远道传闻，不符事实，只得函请我公，速予明白赐示，以便要求虚公法师，函请川省当局，令行县府切实整理，以维山风，而扬佛化。我公素以保教保产锄奸逐妄为已任，谅不以私人关系而为大通左袒也。专此即请，顺颂禅安。学人：寬靜、普超、滿性、月琴。”
附录4 1931年的《海潮音》第十二卷十二期上，圣钦和尚作了公开答复：
“旅京同乡会诸大德均鉴：前接渝汉各函，只因未详住址，是故未即答复，兹承嘱钦整顿峨眉山风，以及纠正大通各节，钦正掩关拜经，本应置诸不理，惟念事关吾峨公益，迫不得已勉为诸师一商榷之。
窃大通乃粥饭庸僧，不堪充任毗卢殿主席，圣钦久住峨眉，事前非不知之。唯因果瑶去后，常住乏人经理，诸山各寺一致委伊暂充监院，其时钦在省垣开会，实在毫未与闻，嗣因慧西法师来山讲经，朗明首座乃秘约诸山，邀钦维持现状，均云权以大通暂任住持，矧大通之行为荒谬，圣钦早已观察及之。是故当时未允其请，复经诸山一再讨论，佥谓大通虽无学问道德，唯能和睦诸山，可以暂负住持之责。
至于传法一节，纯系朗明主张，务欲承继仁玉法派，而兴传钵脱离，在场诸山均表同意，钦被伊等包围，只好勉强从之，但仁玉已死，不能传法，众乃推钦代行，此系诸山邀钦行此权宜之计，并非钦欲姑容大通，故意为伊佐袒也。
至谓大通入住毗卢，即行解散学院，此举钦已认为不合，但于春间已曾饬伊即速开堂，招生疑肆业。据云前提各寺田产，纯系高原荒地，夏时失种，秋谷无收，该院经费异常支绌，实在无法办理。一俟本年秋间，无论有无收获，自应恢复原状。再来函指责该院停止殿堂佛事，以及凌辱僧伽各项，是否属实，尚待调查，既承函嘱，自应随时督饬用挽颓风。复次整理内部一节，诸山业已认为克不容缓之口，昨于本月五日，曾经一度会议，刻正着手进行之际，一俟筹备就绪，立能切实整理，知关口注特此复闻，匆。 圣钦手复，五0一六日”
附录5
第十二卷第十二號《海潮音》上峨嵋佛教会復函
“旅京同鄉會諸位法師均鑒：頃奉手書，藉悉一是。承囑振刷精神，铲除峨山習氣，淘汰不法僧尼，恢復古德家風。既荷諸公之名言，深論弟等不勝讚仰之至。業於本月廿二，假興圣寺公開全體大会。赴會諸山已達一百五十餘人，並且佛學社全體人員俱已加入，當推欽公老人為臨時主席。報告開會理由，並將章程草案當衆公佈，諸山業已一致賛成。是日會議結果，推定僧俗執行委員十一人，監察委員七人，其餘秘書會計各員，均已分別函聘。現在備文呈請党政機關立案，並推陳子厚、李念澄、胡克猷諸大居士，協同僧衆討論進行方針，以期早達圓滿目的。雖然不遺餘力，積極整理，總之峨山事務實難底澄清，充分完善，蓋由僧伽智識太劣，不明時局真理，致使整理各項，無由數數實現。加以惡习太深，礙難卽行咸化。甚有不良分子，專於暗中搗亂，致令有志同袍，咸皆不願出而負務。均如兄等之放棄峨嵋，負笈海外，以致有道有德之士，不能立足於此光怪陸離之峨嵋山中，是故愈弄愈糟，乃致不可收拾。今擬一旦革除積弊，建立新猷，實非本會等寡陋淺聞之輩，所能斯重任，尚希諸公時賜南針以匡不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