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藏学法团”、果亨与智光
朱清时
民国时期有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大勇法师的“留藏学法团”。以果瑶和能海为首的峨眉山僧人，虽然不是大勇西藏学法团的正式成员，但是却在协调一致地共同行动。所以在介绍果瑶和能海的康藏求法之前，我们需要先介绍大勇法师的“留藏学法团”。
1925年第6卷第6期《海潮音》登有“记留藏学法团”一文，解释了大勇法师的“留藏学法团”的来龙去脉（见附录1）。在1937年（大勇法师等人去那里大约十一年后），邢肃芝（当时叫碧松法师）也到了康定，见到了留在当地的大刚法师。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自述》，其中也讲述了大勇法师“留藏学法团”的故事（见附录2）。
法尊法师是这个留藏學法團的成员之一，他在《法尊回忆录》中回忆了大勇法师“留藏学法团”与峨眉山的联系，这是果瑶与能海等峨眉山僧人康藏求法的背景，故引录在这里：
“1923年冬，大勇法师由日本回国，在佛学院传授十八道，余亦预其法会，学了文殊修法。1924年，勇师在北京筹办藏文学院，准备学习西藏所传的教法。是夏，武昌佛学院毕业后，我即回北京参加藏文学院，进学藏文。1925年，太虚法师在北京中山公园讲《仁王护国般若经》，又在藏文学院讲《摄大乘论》，余均预法会。
是年初夏，藏文学院全体出发进藏，路经武汉、宜昌、重庆，后到嘉定，登峨眉山避暑、打七。秋初下山，因无走山路经验，下山急跑，将到山脚时，两腿已寸步难行。抵达万行庄时，已日没很久。次早起床，足不能履地，在庄上休息数日，始返嘉定乌尤寺。
在万行庄休息时，见室堆有大藏经，遂翻阅律藏数卷，到乌尤寺后，遂借阅《根本说一切有部律藏》。同时为加紧学习藏文，手抄《四体合壁》一书中之藏汉名词（世俗语）4册，又抄日本出版的《四体合璧翻译名义集》中汉藏名词（佛教语）4册，作为随时参考的资料。”
民国十四（1925)年,大勇法师入藏之前，率同修净侣20人，于金顶结夏安居。法尊法师回忆了“留藏学法团”与峨眉山的联系，这个资料对了解民国时期峨眉山佛教的动向十分珍贵。他在万行庄这种并非重要的地方，也见“室堆有大藏经”，说明当时峨眉山寺院的大藏经已相当普遍。大勇法师等在金顶修习礼诵之余，尽览峨眉全山胜景，他感叹金顶风景之胜，在安居期间又得到了金顶果亨法师的大力护持。于是大勇法师在七月十五安居圆满之日，专为华藏寺重修金顶普贤铜像殿撰写募捐疏，其中这样介绍果亨法师（见《海潮音》第七年第一期）：
“······兹有果亨师者，戒德精纯，愿力殷重，早游天竺，遍礼佛踪，艰苦辛勤，荏苒七载。嗣因请得玉刻普贤瑞相全座，乃始顶戴归国，供奉山中，永令此土有情，瞻礼获福。而师修复金顶铜殿之志，盖未尝一息忘也。余等此次驻山修法，诸务皆赖亨师扶持将护，独任勤劳，然百忙之中，犹必每夜焚香礼祷护法诸天，冀成其兴复口观之愿。”
不幸的是，这项募捐还没有结果，民国二十年（1931）正月，又一场大火将金顶烧毁，因高山风急，火势猛烈，不能施救，延及金顶普贤观音殿大雄宝殿与全部寮舍。此后这位1925年在金顶上护持大勇一行的果亨法师，后来在峨眉山再也没有出现过。与此同时，在巴蜀大地出现了一位高僧大德-智光法师。
根据智光法师传略（仇世增、仇子泽供稿）节录如下：
智光法师，俗名仇立成，号要松。生于光绪十六年（公元一八九零年，庚寅年）二月初八日，干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圆寂，享年九十岁。法师幼年时，天资聪颖。二十岁时参加县学考试，获长案秀才，参加成都乡试后落第。法师目睹清末民初，政治腐败，军阀割据，列强侵略，民不聊生，愤而回县，无意仕进，潜化佛学研究，求得解脱。民国九年法师外出游历名山大川，于峨嵋金顶得遇上海创立华严学院的慈航法师，接谈之下，甚为投契，慈航劝其辞家皈依空门，因拜慈航为师，赐法名“性空”号“智光”。
时南京名居士杨仁山创办金陵祇园精舍，选送青年僧侣十一人，居士一人赴印度进修佛学，参加有印光法师-普陀山；太虚法师-重庆缙云寺，后任全国佛教协会会长；汝岩法师-少林；本生法师、红伞法师等人。法师因有一定声誉，又经慈航法师推荐亦参加。法师在印度三年，不辞辛劳，废寝忘食，探讨佛学精义，进步很大，在学成结业的讲经、辨论法会上，名列前茅，获奖翡翠玉园雕观音像一尊，梵文贝叶经一部。回国时应缅甸僧众邀请赴续讲经宏法，瞻仰大金塔，同著名寺院高僧进行学术交流。
回国后，佩扬佛法，弟子众多，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应云岩法师礼聘，作重庆狮子山华严寺方丈，后又接受新都宝光寺贯一法师衣钵，担任方丈。又主待修建宝光寺等藏经楼，创办华严学院。后经或省僧、尼、居士，各界人士推荐，荣任成都昭觉寺方丈。解放初接任圣清法师在成都大慈寺任方丈。法师不幸于公元一九七九年六月十一日园寂。遗体瘗于七曲山。
由此可知：1920年，智光法师在金顶出家。随后他去印度三年，回到金顶应在1925年前后，这个时间，与果亨法师在金顶上护持大勇一行的时间相符；而且大勇说果亨“早游天竺”，又“请得玉刻普贤瑞相全座…供奉山中”，这个经历与智光法师一致。这样特殊的经历，即使在全国也难以找到第二个，何况同时在金顶这个小地方！由此可以推断智光法师在当时叫果亨法师。出家人用的名号是可能变的。智光法师皈依慈航法师，赐法名“性空”号“智光”，但是峨眉山不是慈航法师常驻之地，智光当时用一个与果瑶同班辈的名号是合情合理的事。在他自己独立了，又回归原来的名号。
1997年出版的《绵阳市社会科学志》（杨子林主编）中的“智光法师”条目云：
“回国后，于民国24年（1935年）任重庆狮子山华严寺方丈，后来又任成都昭觉寺方丈。这期间，除主要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外，主持修建了宝光寺藏书楼，创办了华严学院，还与四川著名学者刘咸荣共同创办《佛学丛刊》。当时，川军将领刘湘、田颂尧、邓锡侯及川大教授盛德兹等，皆皈依为弟子；在剃度弟子中，有海慈、海灯等。民国29年（1940年），离成都昭觉寺，居于绵阳塘讯乡新建之毗胜寺，兼安县花荄果圣寺住持。其间，曾先后在梓潼、绵阳等地创办佛学社21处。解放初接圣钦法师之后任成都大慈寺方丈，后居梓潼大庙山。1970年6月圆寂，终年80岁。”
在智光法师众多的剃度弟子中，海灯是最有名的。在《峨眉文史》第六辑中有何志愚的文章“佛教在峨眉山”，其中回忆了一件在成都比武的事，说明海灯法师与峨眉山的缘分很深。何志愚在峨眉山出家为僧时，与果瑶法师的弟子永庆和永晖是亲密朋友。
“1936年春，永晖在少城公园武术馆参加武术竞赛获优质奖章，并邀请大家吃了个热闹。1938年又前往参与竞赛，在“擂台”上击败了中央军校北较场教官某，该教官当着军校的士官兵众大失其尊严而震怒的说：“和尚！明年还敢不敢来？”永晖毅然地回答“奉陪！”就此结下了恶因。1939年教官某，经过一年的活动从上海聘了一名武林高手，意必置永晖于死地而后快。永晖怕有失出家人的戒规，心里也有些胆怯，想回峨眉避免这场恶斗。适海灯在蓉，为永晖打气说：“去！胜则止步，如败，就往擂台左角下走，我掩护你。”永晖鼓足锐气前往应战。比赛当天永晖和不出面的海灯约好时间，我也同二十多位同学立在台下，暗暗为永晖祷告。前两天都是某与永晖角斗，第三天决赛时，出场的竟不是原来对手，而是一身高两米左右的健汉，大家都暗为永晖吃了一惊，认为矮小的永晖如何能敌得过这样的对手？殊知永晖能取胜者恰在他身材短小灵活。对手“大鹏展翅”般的猛势向永晖扑来，永晖趁其腾足之机，一个“黑虎钻裆”向对手跨下冲出，旋身一个反掌，打得对方鼻血长淌，观众轰雷似的掌声叫好。晖乘势往预计的方向奔下台去。忽然四面响起了“咔喳！咔喳！···..·”声音，似在扳扣手枪，这时我们已簇拥着永晖奔出公园的大门了。从此以后，永晖再也没有上过擂台，也由此绝口不谈武术，心灰意懒地住在冷坛破庙中，不久被“高农”聘去作教练。”
这件史料即展示了民国时期峨眉山僧人的真实武功，又表明了海灯与与果瑶的弟子永庆和永晖之间的亲密关系到帮他们去打架。这也旁证了智光与果瑶的亲密关系。
下一件史料是“海灯法师给智光法师的一封亲笔信（见《江油市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总第9辑. 1989）），其中展示了海灯的真实修养和文才，世人很少知道的：
“编者按：这是我们在梓潼县文物管理所检阅海灯藏书时，偶尔翻出的海灯亲笔信件。据文管所副所长潘显璘介绍说：此信是海灯法师于1940年写给成都昭觉寺方长智光大师的。看情况是交由其徒果兴去成都面陈，不知何故夹在书中，终未发出，一直完好保存至今。虽然这是一封普通的私函，我们却可以从中看出海灯法师在梓潼大庙作住持时的情状、心态、修养和文水平，为我们了解和研究海灯法师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现在，我们把原信标点排印出来，以饷读者。原件现存海灯法师武馆资料组。
师父大人慈整：
此间香会，倏尔已毕，庙上生活衣单，首事一文未增，灯油田无望。徒初发心忍苦忍怨，殚精竭力，改正道风。现山上戒已成定规，全县僧侣略解修行。往来游人被佛化者三分有二，徒之愿力可谓稍偿矣。
徒本梓人，会住梓地，出家不久，马齿且稚，参学既阙，佛法复昧，以其昏昏，引人昏昏，个中苦悃亦难言矣。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虽曰烦恼即菩提，究之庸材非圣品。如今春，始而主讲天封，继而祷雨百塔，复兴场谈普门品，重华镇宣般若法法，先鸡鸣而作，后斗转而息。黄卷青灯，咿唔咕哔，口不绝浦，手弗停披，小有暇时即持真言。赋性虽属鲁骀，风夜不敢不勉。以为可以销旧业，以为可以离障纲。殊事与愿违，情随境迁，动而遭尤，触处是过。眷属远离，谤言丛兴。此固足以砺德业，砥道心。然人生若寄，转忽飘室，长受环境之击荡，难无性灵之汨没。古德有学道不还乡之说，司马迁有衣锦还乡之论。以徒之鲁，方之古人，渐汗如注。徒幼读经史，长随军戎，自况不凡，虚度实久。今出家何异当家，昨舍俗今更就俗，继是以往，遗误良多。打成一片，自愿未能。刻硝获闲，拟屏绝万务，昼夜不休，专持金刚真言四十万遍。倘仍无消息，则拟亲近光照大师，复进支那学院，或坐终南茅屋，庶不负我此生也，尚祈师父裁之。
果兴者，廉能勇毅人也。随我三载，精勤万分。惟徒待人过薄，责人太严，故使人不能乐从。九月中，到百镇讲金刚经，此经不知何注为优。此间只有光照大师金刚述记一部，大人处如有，请交果兴带一部来。讲毕并同观无量寿经送粢盛寺。拨冗写此，百不达一。祈宥！敬请慈安！并祝师见、弟均吉！
小徒海灯顶礼
八月二十日
外：遣果兴奉上法币一百元，细面十余斤，以表微意。”
附录1.
1925年第6卷第6期《海潮音》登有“记留藏学法团”一文，解释了大勇法师的“留藏学法团”的来龙去脉。
“記留藏學團。留藏學法团这个团体是由北京佛教藏文学院院长大勇法師和院內學生所组織的一個留住西藏學習佛法的團體。這個团體於中佛法前途上很有关系，所特地將他的歷史說與大家聽聽。
大勇法師是四川重慶人，現年三十三歲，出家己有六年。他在家的時候也（当）過軍執官，並且性好道,…後闻了佛法，得了指歸，他便抛弃以前所学而从事佛法，並然决然由四川東下到了甯波從太虛法師出家。出家以後，勤研教典，嚴持戒律，委实是现今不可多得的清净比丘。他見到中國密宗从唐朝以後直到现在几乎全部失传。中國人不能修行密乘大教也有百年之，便深生慨叹，動了振興絕學的心思。民國十一年得了許多居士經濟的帮助，便親到日本的高野山（日本大宗的根本道）住了年餘，學了密宗兩部大法，最後得传法灌頂位。他的阿閣黎與那些尊宿同學門都非常器重欽佩他。民國十二年冬勇師由日本歸國到處弘法，很受敬仰。在北京的時候，听说西藏密教之盛比之日本遠過数十倍，因此發了一個“融和日本西藏的密教而創中國密教』的大願並且学习藏文藏語，想到西藏留学。
當時北京陳圆白、胡子笏兩居士等知道他发了此願，就筹備设立佛教藏文學院以便招集同志同往求法。後來學院於去年陰歷九月成立開學，請勇師為院长，招第一學生十六人今年春間又招了第二班學生十餘人共有三十人上下（出家人占大多數）請川邊康定人充宝琳先生當教授，勇師也隨班上課。充先生在西藏多年，深信佛法，教授之餘，就講演西上的奇聞轶事。學員王君記錄下來，灿然成帙。後來印出來就是藏事紀一書。班禅到京以後，學生全體進晋偈，极蒙嘉許。
學院本定一年半卒業，後來到了今年，觀察時勢，恐怕今年以后時局愈壞赴藏也就愈有阻力。與其遷延時日不能赴藏，不如行入藏再謀學習。趁了今年夏季國家粗定，可以启程。因此在陰歷四月就把學院結束了。赴藏的學生改组留藏學法團。推定大勇法师为团长。全团共有二十余人。留学时间至少十年以上。于（1925年）閏四月十三日由京出發，赴汉口，再由湖北西上到四川預定在峨眉山過夏。今年秋間可以到川邊康定。明年四月再從康定入藏。但是留藏學法經費一层最为緊要。此番動身路费，是年来所募集的。而常年經费還未計及。所以在京居士又组织留藏學法後援會。凡是能以實力援助的，均可為會员。現在募集年捐已有三千多元，但是總還怕有點不夠。…”
附录2
邢肃芝的《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自述》。1937年（大勇法师等人去那里大约十一年后），邢肃芝（但是叫碧松法师）也到了康定。他记道：
“康定除了西康人的喇嘛寺外，还有一所汉人喇嘛聚居的跑马山寺，坐落在跑马山麓。跑马山的得名，是因为康人每年有赛马的风俗，竞赛的地点就在这座山上。山并不高，但山势险陡，站在半山腰就可以俯瞰康定全城。靠了当地人的指引，我上山找到了这座寺，寺庙的建筑很简单，几栋瓦房，四周有短墙围绕着，既没有黄瓦，也无金顶。进入寺内，由一位喇嘛引导，见到了大刚法师。
大刚法师原籍湖北，出家前的俗名叫王又农，曾担任过湖北省政府秘书长，后来从太虚大师出家。一九二五年五月，太虚大师的另一位弟子大勇法师在北京发起组织赴西藏学法团，以到西藏学习密教为目的。大刚法师响应大勇法师的号召，参加了学法团，这个团同时得到中国佛教界不少居士的大力支持。支持的人士有汤乡铭、赵恒惕、陈元白、胡子笏等名流。学法团团员包括大刚、超一、法尊、严定、观空、密悟、密、密严、密吽、恒演、广润、天然、段克兴及满空法师等。一行人从北京出发浩浩荡荡西行，沿途地方的政要都出来迎接。也正因为他们的声势浩大，惊动了西藏当局，生怕这个团有什么政治目的，于是下令不准他们进入西藏，求法团被迫滞留在西康的甘孜。到达甘孜后，大勇法师因病圆寂，学法团顿时失去了领导，成员只好各谋去向。法尊、超一及段克兴三位法师自己去了西藏。而大刚法师则率领观空、严定、恒演、密吽等返回康定跑马山等候机会。我前往拜访大刚法师时，密吽已返俗，严定已往成都，广润、恒演、密悟三人去了西藏，密慧在甘孜东古寺。留在山上的团员只剩下几个人。大刚法师仿效西藏喇嘛死后转生的仪轨，为大勇法师寻找转世灵童，结果在康定的一个藏族人家找到一个灵童。据我的观察，这个行动包含有三重意义：一是继续大勇法师的生前遗愿，二是在中国佛教界树立一种新形象，三是可以向国内佛教居士继续募捐以支持跑马山的道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