峨眉山应该给地质学家赵亚曾立碑
朱清时
现在峨眉山是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 。峨眉山能成为自然遗产，离不开有关它独特地质构造的丰富知识。有谁知道，峨眉山地质研究的最先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做出最重要贡献的人，是一位年轻的地质天才-赵亚曾。以下摘录刘绍唐主编的《民国人物小传》第18册中的赵亚曾传（原载《传记文学》第26卷第2期），以资纪念。
“赵亚曾（1898-1929)，河北蠡县人，生于1898年。1919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随教授李四光研习地质学，兼任教授、北京地质调查所（所长翁文灏）古生物学主任研究员美国人葛利普（Amadeus William Grabau)研习古生物学。192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毕业后任职地质调查所，从事野外调查工作，为一敏锐之野外观察者。1924年初，随李四光在长江峡东地区进行详细地质调查；七月，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八次常会上宣读论文《长江峡东地质及峡之历史》，纠正前人错误，建立新之地层系统，特别是关于峡东区震旦系之研究，且有划时代意义，该文可视为我国南方震旦纪地层研究史上之里程碑。1925年一月，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三届年会，提出论文《湖北兴山巴东间中生界地层考》；十月，在《中国地质学会》第十二次常会宣读论文《中国北部太原系之时代》，是为地质学者早期关于石炭纪地层研究之重要论文。1926年，与李四光联名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五卷第二期发表重要论文《华北古生代含煤地层的分类和对比》，在文中二人从腕足类、蜒类之研究出发，详细对比华北各煤田之地层剖面，确立中石炭统本溪系与上石炭统太原系，从而根本否定葛利普、富勒希（Frech)之下石炭统结论，葛利普不服，曾作数次“反击”，经过李、赵二人在公开场合与私人谈论中摆事实，讲道理，在大量古生物证据面前，葛利普终于“服输”，承认“青出于蓝”，引为“畏友”，认为：“在我们的许多关于地层对比的讨论中，我彻底了解到，如何高度评价他（赵亚曾）作为一个观察者的才能，以及他对大量观察的严密分析。”十七年（1928年），任地质调查所技师兼古生物学研究室主任。
十九年二月，在北平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第六届年会，当选为第七届评议会评议员（会长李四光）；三月，与黄汲清（德淦）由北平出发，前往西南地区进行地质考察，缘赵亚曾在旧京时，尝闻丁文江（在君）提及云南地质复杂多样，与如何在云南东南部进行地质调查工作，并提出很多地层、古生物、地质构造、矿产分布问题，希望赵凭彼丰富之地层、古生物学知识，前往该区加以解决。赵、黄两人先到陕西西安，几次翻越秦岭，再入四川，为求多收集资料，一路上分工合作，时分时合；六月，两人结束第一阶段野外工作，来到成都小住，黄汲清请假一月，返回仁寿老家探亲。赵亚曾稍事休息，只身南下，以五日时间，攀登峨眉山，成为第一个亲履峨眉山之地质学家，完成峨眉山地质图、地层剖面图，并搜集到大批化石，在地层剖面图中，作者准确划分出震旦系、寒武系、二迭系、二迭系玄武岩以及三迭系、侏罗系等层位，继又至彭县白水河铜矿地区进行调查，在所作之地质图、剖面图中，将飞来峰准确无误勾画出来，是为中国地质学家第一次揭示阿尔卑斯型飞来峰构造在中国境内之存在，在此之前，赵亚曾曾考察山东淄博煤田、辽宁本溪湖煤田，河北开滦、磁县煤田，长江三峡，湖北西南部，浙江西部等地区；八月，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瑞士人韩墨（或译作哈安姆，Arnold Heim)率领一地质调查队抵达成都，见面时，赵亚曾得知韩墨要前往峨眉山，便将自己之研究成果告知对方，韩墨对赵十分钦佩，其后韩墨将研究所得在中山大学学刊上发表，惟未提及赵之热诚帮助。是时丁文江计划组织川广铁路沿线地质调查队，赵、黄为成员之一，二人计划由四川叙府分头入云南、贵州工作，然后东行与丁文江会合；九月底，赵亚曾偕同助手徐承佩与一仆人离叙府南行，经老鸦滩到昭通，再南行进入滇东，日行三四十里，沿途
一路测制路线地质图，一路采集化石标本；十一月十五日晚，自大关进至昭通县属二十五里闸心场，投宿“佛德盛栈”，饭后于灯下整理是日之笔记后，正准备就寝，突然土匪十余人，手持枪械，闯入栈房，先将徐承佩捆绑，然后至上房寻赵亚曾，时赵已闭门，土匪急不及待，隔门连放数枪，其中一颗子弹射入赵亚曾脑部，当场倒地殒命，年三十二岁。”
摘录至此，感慨良多。科技英才的类型很多，像赵亚曾这样的天才很少见。在他之前与之后，无数人到过峨眉山，其中不乏地质的专家和学者，然而没有人比他看到更多。一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人，到峨眉山总共就五天，一眼就看透了这里的地质奥秘。这更像是峨眉山有灵，借这样一个天才来揭示出自己，为今天成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打下基础。
另一则史料则令人感慨。2014年绳兰柱主编的《蠡邑名流》中云：“1929年8月间，中山大学地质系瑞士籍教授阿诺尔德·韩墨率一地质调查队（包括张鸣韶、李殿臣二地质学家）在成都见到赵亚曾，及欲去峨眉山，向赵亚曾索要研究成果，赵亚曾毫无保留地给了他，并多方指点、提供线索。后来韩墨一行花了更多时间考察峨眉山地质，虽然其所取得的成果更多、图件也更精细，但其对于地层及构造方面的结论却并没有超过赵亚曾。”“其后韩墨将研究所得在中山大学学刊上发表，惟未提及赵之热诚帮助。”
这就是说，瑞士籍教授韩墨在赵亚曾的帮助下，又花了更多时间考察，但发现的东西没有超过赵亚曾。然而韩墨教授的文章发表时未提及赵亚曾的帮助，这是不公正的。
赵亚曾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在地质科学各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他留下的宝贵学术遗产和精神遗产将使后来者永远受益无穷。上世纪三十年代我国地质学界就曾在北京为他竖立一大理石纪念碑，文革期间碑石被移走。今天峨眉山已成世界双遗，我们应该在山上为赵亚曾立碑，以后在重修峨眉山志时再为他立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