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家塾教育的启蒙到书院

 南怀瑾

讲到中国六十年前（编者按：本书初刊于廿世纪七十年代）读书受教育的事，除了为读书做官而考功名以外，有人又把中国过去两千多年来学术文化的范围，归纳为“记闻”、“词章”、“义理”三大类。如果从这一观念出发，我们也可以强调说：两汉以来的“传经之学”，大体上是属于“记闻”之类；隋、唐的文章华丽，是属于“词章”之学；宋、明以还，特别偏重“义理”之学。虽然如此，但在六十年前的家塾教育中，无论“义理”、“词章”，都谈不上，充其量只能说是教导记诵而已。有关人格养成的德育，也便在这种记诵之学的情形中潜移默化，种下了牢不可拔的种子。当然喽！这种记诵教育的方法，以现代教育眼光看来，完全是注入式的死读死记的方法，毫无启发才智的教育意义，甚之，是把人的头脑填成“书呆子”式的笨办法。

但从事实来说，并不尽然。当时的时代情况和社会环境，并不如现在的繁华和复杂。所以读书受教育方面，科类项目也当然不像现在那么多。当时所记诵的，只是有关“词章”、“义理”名著的简篇，而且每天背诵的也不太多。聪明一点的，只要花上一二小时的时间，就可以背诵出一篇文章。其余的时间，多半于优游自在中任性之所乐，读书、写字、吟诗、作对，或者做有限度的嬉游。虽然并无现代体育教育的设备，可是自由活动或打拳练武也被认为是正当之行为，并不太过管束。当时严格执教记诵的作用，除了为考功名时所必要以外，在旧教育的理论上，认为它有一种“反刍”的妙用。因为从童年脑力健全、思想纯洁时开始注入这些经书诗文，虽然当时理解力不够，但一到了中年，从人生行为的日用上和人事物理的经历体验上，便可发生如牛吃草的“反刍”作用，重新细嚼，自然而然便有营养补益的用处了。即如我们在这一代中，六七十年来的老少年们，对国家、民族、社会有所贡献的，也都是从这种教育方式开始，经过新旧教育的变革中所培养出来的人物。至于完全由新式教育所产生的后起之秀，对于将来历史的交代，那是以后的事，目前还无法来下定论。

家塾的读书受教育，为时并不太久。聪明一点，大约读了八九年书以后，“四书”全熟了，应试的八股文也学会了，就可准备应付乡试考秀才。考取了秀才再准备会试考举人，这时已到了青年的时代了。但当时在二十多岁中，举人，所谓少年腾达的，也并不太多。从举人再进而考取进士的，大多数都是三四十岁之间了。五六十年以前，现代的教育制度建立以后，还有人把高等小学（相等于现行的国民小学）毕业的学生，当作秀才看待，中学生等于举人，大学生等于进士。至于研究院中的博士，就把他比做翰林院中的翰林学士了。清朝末代，自戊戌维新前后，有些派到外国去学科学的学生回来，还特意为他们设立了同进士出身的洋进士头衔哩！

至于由家塾读书开始，或者“十年窗下无人问”的努力自修之后，是不是一定要读书院呢？那是另一问题，因为当时的书院，虽然有些是公立的，但并无明文规定读书必要进书院才能取得考试的资格。而且公设或私立的书院有的注重“经学”，有的属于一般性的从师受读，或者专为进修时文“制艺”、学习八股文章而准备考试的，也各任自由。但是清朝末代的书院制度，已远非宋代开始有书院时的旧有精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