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山水有相逢——南怀瑾老师
作者:陈立       来源:本站       字体:       打印文章       双击鼠标可滚动屏幕

编者:本文作者陈立先生,系浙江大学心理学教授。 作者授权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山水有相逢

 

——南怀瑾老师

 

/陈立

 

 

 

古语说:“仁者如山,智者如水,山水有相逢。”

 

 

 

上个世纪的80年代,我在香港的一次晚宴上,偶遇南怀瑾老师,我们就聊起了这个社会所面临的健康问题。以南怀瑾老师的观察,他认为,前一个世纪,是一个传染病、寄生虫、营养不良构成的健康威胁,本世纪(也就是我们在谈话时候的上世纪80年代)他认为是肿瘤和心血管疾病构成了对人类健康的最大威胁,因为他知道我是从事精神科的医生,他认为,下一个世纪(也就是本世纪)对人类健康构成最大威胁的是心理疾病。他用了一个中国古代的词来形容,是“人心不可收拾”了,这句话令我印象深刻。

 

 

 

慢慢地谈得久了,我知道南怀瑾老师还是一名著名的中医,他不但给人看病,教人打坐,帮人正脊椎,而且他自己还去配药,炮制中药的方剂和药丸,很多人都会去南怀瑾老师那里谋求这方面的帮助,南老师当时非常重视在心理卫生和精神疾病方面的研究、普及和机构的建立。我当时在杭州大学,所以,应南怀瑾老师的提议,由他来出资,我们在杭州大学,成立了生命科学研究基金会,专门来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各种疾病以及造成这些疾病的要素、防治和恢复的途径。

 

 

 

南怀瑾老师的本意是,在人与自然环境的交流过程中,受自然环境的各种致病因素的影响,比如有毒的物质、有毒的微生物、有毒的昆虫等等,这是我们大量的与自然环境交往的过程中,感染疾病的来源,而现代社会,人的主要外部世界是社会、他人,是与他人的合作和与他人的对抗。

 

 

 

在这样的社会因素之下,刺激源就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观念、想法、语言、观察所得信息等等。结果,因为我们对这些信息的加工、理解、消化的不一样,而导致了精神疾病。同时,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以及我们对自然社会的认知的增加,以往我们对自然环境带给我们的侵害,我们还可以用对抗、忍让的方法加以应对,但今天,面对很多社会因素的刺激以及伤害,我们往往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反应过敏。所以他认为,我们整个的免疫系统,应该包含了生理跟心理两个部分。

 

 

 

南怀瑾老师的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当时杭州大学领导的认可,不但聘请南怀瑾老师成为当时杭州大学的董事,而且申报很快就成立了这样一个基金会。

 

 

 

这个基金会的运作过程当中,分别赞助了譬如说自闭症儿童窗口期的观察,还有像普通的情感模型和情感表达方式的社会调查,还有做了一些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顺应转型的顺应度的能力调查,为我们了解人与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在这个基金会的运作过程当中,我们还留意到了中国古代中医药对精神疾病的描述认知以及治疗的过程,其中我们还特别赞助了用苦参来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研究,还有我们也赞助了如何用中医药中针灸的方式来治疗癫痫、惊厥,这些成果都曾经被鉴定肯定过。

 

 

 

我觉得当我们在经历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生过程后,就是生长、成长、成熟和可以让自己站在一个旁观者的立场来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所得到的信息是不一样的。南怀瑾老师可以这样高瞻远瞩地来考虑三个世纪疾病形成的不同,以及对社会所形成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我们所作出的安排,我觉得跟一个人认认真真地生活、熟练地生活、认真地观察他周边所扑捉到的信息,还有将这些信息加工成为自己独立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

 

 

 

南怀瑾老师有非常非常多成功的学生,所以,只要他看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想组织起一些资金来赞助这样的研究,那就根本不是难事。所以从这个背后,你也可以发现,我们要想成功地完成一件事,一个人的为人以及这种为人所形成的社会关系、人脉关系,是促使一件事能够成功的重要保证。

 

 

 

在整个生命科学基金会的运作过程中,南怀瑾老师始终对这个基金会有各种各样的指导意见。南老师本身是一个很强调人的自我修养、自我成就,而且强调以自己为主、并且不被一些特别不好的逆境所屈服的人格力量这些要素。当我们知道,很多在与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当中,社会因素构成了我们很多精神疾病的重要要素,关键一点还在于自身内心的力量不够强大,而且从信息学的角度讲,我们加工外部世界提供给我们的信息刺激的能力还不足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表现出来的心理问题跟精神疾病,实际上是消化不良。

 

 

 

这就回到了南怀瑾老师很提倡的那种自我修养、自我完善以及在这个过程当中惠己利人的这样一种初衷上去。实际上我们整个基金会的运作,在这个方面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在基金会运作了12年之后,1998年,杭州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浙江农业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成为浙江大学,这个基金也就去了浙江大学的理学院。我也因为工作的调动离开了心理学系,因此在以后的这段时间内,我只能远远地去观察、留意这个基金会的运作,没有再参与到这个基金会的运作中去了。

 

 

 

南怀瑾老师随后也从香港搬到了江苏的吴江,建立了太湖大学堂。他的大学堂主要是想以他认可的这些学养、学识、教育方式来培育人、培养人。因此,在生命科学研究基金会的工作交集上也就没有那么多了。

 

 

 

南怀瑾老师后期专注于太湖大学堂的教育,还有他更多地也关注着我们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发展,谈论了非常多的有关企业管理、社会管理方面的讲话。而老师的很多关于对企业、对社会团体管理的一些讲法,其实从我们做生命科学教育基金会的角度来看,他也是告诉我们,人是该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管理信息。

 

 

 

生命科学基金会的设立,为浙江省的高校在生命科学的研究、心理学精神疾病的研究方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而且也获得了外部的很多关注。从这点上来讲,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开阔的眼界来看待我们面临的社会问题、心理问题、人的自我成长和人成熟的问题。

 

 

 

我觉得,在遇到南怀瑾老师、在与他一起设立生命科学基金会的过程中,受益最多的是我自己。因为我不但完成了生命科学基金会的设立,同时也学到了诸多的观察、分析、归类、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这也是一次江湖上的相逢,也是一次相逢以后所形成的故事,在这里拿出来与大家分享。






相关文章

    没有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