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作者简介
汪涌豪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美学研究，兼及古代哲学、史学以及当代文化与文艺评论。著作有《中国古典美学风骨论》《当代视界中的文论传统》《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和《文明的垂顾——汪涌豪人文演讲录》《中国游侠史论》等十四部。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副主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日本九州大学客座教授、神户大学特任教授、首届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九六年第三期。
依我个人的私见，南怀瑾著作之所以受人欢迎，除其形式上摆脱了人们习见的高头讲章和义理疏解外，还在于他意欲破解个体生命存在的障蔽，开辟人心明彻平和的清境，由此在现实世界确立一种可以弥天彻地的真人格范的挚诚努力。
十九世纪以来，西方物质文明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以致如南先生在《新旧的一代》中所说，“现代的道德观念，由于物质文明的发达，工商业快速发展中的刺激反应”，而“逐渐接近以经济的价值观念而定”。当然，这种物质文明的冲击，也使得以探求真理为目的的知识论观念深入人心。不过，由于在接受时的焦躁情绪和盲目认同心理，还有作为文化输出者的西方文化霸权的强势独断，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失却了评判这种外来思想的平常心，失却了对其进行足够过滤和认真择取的严谨，以致面对物质膨胀和道德沦落，失去有效的应对能力。结果是，古仁人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的高洁品行，根本不能成为人人心悦诚服的道德活源；欲提倡像往哲先贤那样检点心魂，善自审察，会被认为是一种对骸骨的迷恋。对此，南怀瑾是有大忧虑的。在《孟子旁通》一书中，他曾说自己“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前者语义明豁，指本世纪初那个动乱的年代；后者则寄意遥深，它指向的是当代文化未经合理整合，人心未得妥贴收拾的纷扰之世。
正是基于对这一纷扰之世的忧患意识，他在躬自实践，会心体悟传统文化的同时，发为文字，写了有关儒道佛以及中西文化比较等方面的著作数十种。启发人如何“在进退失据的现实环境中，由触觉而发生联想，由烦恼而退居反省”，从而避免“在纷纭混乱中忙得团团而转，失落本位而不知其所适从”的窘迫和无奈。具体地说，他研治儒道两家，是出于对中国文化命脉的根本体认，在孔孟老庄的学说中，找到理想的人格榜样；研治佛道两教，同样也基于这一考虑。在他的著作中，关于佛道两教宗教义理的研究占去相当多的成份。而所谓静坐修身、瑜珈气功，也与之有密切的关系。
或有论者以为，儒道学说与佛道两教未必相涉，似不可相提并论，但在他而言，确实认为是同样可以用为疗救当世纷扰的药石。这里，我们推原其意，如佛教重体认，讲“以心观心”，要求人化无明，去贪痴，彻入生命存在的真实，求得正觉，这种修持证悟对人的德性修养，无疑具有滋育作用。道教乃或传统养生术，言语虽涉玄虚，等而下者，更多荒诞不经之处，但它们重视人内在深层的意识体验，修真而养性，有时也不一定非要得到经验层面上的点滴实感的认可。总而言之，作为宗教学说，佛教也好，道教也好，至少让人在某些时间段，从尘世 俗务中消身隐退，留更多的时间与心境，去思考和捕捉精神深处的细微感受，最大程度地发掘生命存在的资源，这对纷乱之世中的颓败人性，无论怎么说，都是具有疗救作用的。南怀瑾以自己的实践和著作，隐隐然向世人揭出了这一点。
不过，要现在的中国人承认这一点是困难的。 自“五四”以来，随着科学与民主思想的深入人心，传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确乎得到了极大的启蒙，荡涤掉了许多污垢。但是，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启 蒙从很大程度上说，只是一次未完成的设计。在当今中国，我们这个民族的灵魂关注，民族精神的发展问題，是否是科学和民主所能彻底解决的？特别是当这科学和民主还多有局限，还远未穷尽世界本相和解决现世矛盾的情况下。因此，我们有必要进行发见民族精神和理想人格的多途探索，从知识论的，经验论的，到形而上学的。而宗教，诚如当代著名哲学家道森所说，倘若把一种文化看作一个整体，就会发现，在社会事功与宗教信仰之间，确实存在有一种深刻的联系。道森指出：“甚至是一种特别注重来世，看起来是全盘否定人类社会价值与规范的宗教，也会对文化产生能动作用，并为社会变革提供动力”（《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联想到新教观念所支持的道德心与义务感对西方工业革命所起的作用，使人感到有重新认识宗教的必要。
南怀瑾不仅反对因“过分迷信科学的可能”，而“杜塞了几千年来无数圣哲们替我们开发出来的教化源泉”，而且还坚信“佛家明心见性的智慧，道家全生保真的修养，与儒家立己立人，敦品励行，以及世界大同的理想”，“必能补救科学思想的不足，补救物质文明的所失”(《东西精华协会宗旨简介》）。在这一点上，荣格的一段话是很可以引为旁证的。他说：“当我们正用工业成就把东方人的世界搞得 天翻地覆之际，东方人亦正以其精神成就，把我们的精神世界弄得狼狈不堪。我们仍未想到，当我们从外面把东方人打败之际，也许东方人正从内部把我们包围住”（《现代人的心灵问题》）。荣格所说的东方人，自然包括中国人，包括如佛教、道教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宗教文化。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学者，他看到了这种文化对当今世界世道人心的匡饬作用和支配力量。这种见解，还有罗素、弗洛姆等人的相关言论，与南怀瑾身体力行并着力提倡的成德功夫，救世主张，实在是异曲同工，同时是可以互相参看并发明的。
这里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笔者的阅读印象中，南怀瑾的著作并没有明确建起以宗教救世的旗帜，也不以宗教为收拾人心的不二法门。然而“时轮劫浊，物欲攫人，举世纷纭，钝置心法”（《禅海蠡測 再版自序》），作为一个对民族慧命及其永恒福祉有所担戴的人，他之精研佛道，多方提倡，能不让人视作是对在内心不安身心交瘁中度过漫长岁月，且日渐颓败的芸芸众生的一种悲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