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治国九经的法则以后，又进一步申述细则。第一首先补充讲说领导治国者本身修身的内养和外用。
“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解题读来非常简洁，统归起来，只有两句话八个字，“齐明盛服，非礼不动”而已。事实上，这两句话的内涵，并不简单，却有三个最重要的基本学养，怎样才叫“齐明”？那是同于《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重点。也便是《中庸》开始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的中和学养境界的缩写。所以首先需要了解这个“齐”字，在古文的读法，就是“斋”字，也就是后世所谓“斋戒沐浴”，以及如世俗所谓“持斋”、“吃斋”的“斋”字。在这里所谓的“斋”，就是澄心静虑，自净其意，斋心自律的代号。如果再进一步严格的说，便是《周易·系辞》所说“洗心退藏于密”的圣境工夫。由于斋心自净其意，才使心境清明，达到明智照耀的功用。换言之，这便等于唐代禅宗神秀禅师所说的渐修要旨，“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的作用。如果再进一步，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所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境界，那就可超凡入圣了。这也就是《大学》所谓修身，先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到达的内明之学的标的。如果由这样去了解，可算是真正读懂了“齐明盛服”一句的“齐明”两个字的内涵了。
二是“盛服”，便是儒家一贯注重礼仪外相之学的要求，所谓人之所以为人，必须要有严谨的衣冠来庄严他的外相，这样才能表示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动物的模样。所以必须要“正其衣冠，肃其瞻视”。在我们上古以来， 儒道本未分家的文化中，对于人与其他的动物，本来也是一视同仁，并不自大而自尊自傲，故称人类叫作“裸虫”。换言之，人是裸体无毛的大动物，与其他的毛虫之类，只有形相的不同而已。但因为人类有了思想文化，因此就大不同于其他一切的生物了。所以人文文化的开始，首先便形成了人的衣冠，不但可以御寒避热，并且可以装饰自己而建立起人类的尊严。
因此，从上古时代有了文化文明的开始，便以轩辕黄帝时代制作衣裳，作为划时代的代表，从此以后，经历四五千年之间，每一个历史朝代，都自有他的“衣冠文物”表示本朝本代的象征。并不像现代人的大方，反而以同于印度上古时期的裸形外道为美观。所以孔子在对答鲁哀公问政的头条答案，便反覆重申内养的“齐明”，外形的“盛服”，便是领导国家者自我修身的要务。
三是“非礼不动”的重要了。我们需要知道，在这里所讲“礼”字，并非是单指礼貌、礼节的仪礼。“礼”字，是整体人文文化，全部内涵的一个代名辞。例如我们平常所谓的四书、五经中《礼记》这一部书名，事实上，它所包含的分别内容，便有三部要典，统称“三礼”。大体来说，《周礼》是搜罗周朝文化和政治体制的内容，也可以说是周朝的政治哲学或宪政哲学思想的资料。《仪礼》，包括周朝继承传统文化的社会哲学，和人类社会生活次序的规范等等。《礼记》，那是汇集中国传统文化整体的大丛典，内容非常广泛，例如我们现在所讲的《中庸》和《大学》，以及《礼运篇》中的大同思想，只不过是其中的几篇论文而已。其余就可想而知，不是那样的简单了。因此，在这里所讲的“非礼不动”一句话，内涵非常广泛。但也可把它浓缩来讲，礼者理也。那么，所谓的“非礼不动”，就是指对一切政务、对一切事物等等的措施和举动，凡是不合理的，在“逻辑”论理上，没有经过如下文所讲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的作为，绝对不可轻举妄动。这便是秉国之钧者，以及担任各阶层的主管老板们，需要知道内明外用修身之学的重点了。
第二补充领导治国者怎样小心做到“选贤与能”、“重德尊贤”等行为上的风采。如说：“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这也只有两句话，去掉一个中介的“而”字，便也只有八个字，“去谗、远色、贱货、贵德”四个要点。一是不要轻易听信左右前后内外重重包围者的谗言。二是不要贪图男女之间的美色，乱搞性的关系，致使自己落于“玩人丧德”的陷阱之中。三是不要因为私欲爱好而贪图财货，落于“玩物丧志”的深坑之中。四是需要尊重有高尚人品的道德之士。但要真正了解这四个要点，对于齐家治国之道的重大关系，那就需要引用三千年来的许多历史故事来印证，恐怕又要变成专题论著的一本大书，我现在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多作说明。
其实，在本文两句话中，把男女关系的色欲、谗言、好货三个问题连在一起，等于就是一个中心有三角交叉的关系，那是很有道理的。但我只想对这三个要点，扼要的说明几句。第一，什么叫正言和谗言，实在很难下一个正确的定义。有时正言若反，有时反言若正，除非是听话的人，自己具有高度明辨的慧力，心如明镜，着手心头便判别得很清楚。无论圣人与小人，要对某一对象和某一件事来讲，有时候，或多或少，难免总有一点吹牛拍马的语气。只要本人身居高位要津，或当上老板的时候，自己要头脑清醒就好了。
所以我常常提醒大家，清朝乾隆时代孙嘉淦《三习一弊疏》的奏折，最为重要，需要认真一读。那是一篇很有实质性的名文，无论是上至帝王，下及政府官员或工商业社会的任何一个小主管、小老板，都应该引为警惕的教诫。
除此以外，以我个人几十年的阅历来讲，从读历史，和亲眼看到二十世纪以来，现代史上几番风雨的经验来讲，最可怕的谗言，就是高呼万岁和高喊伟大，以及群众爆发鼓掌欢呼的声音。我曾经每对这种情景，便心有戚戚焉地冒出一句诗说：“误尽苍生是此声。”这也是非谗言的最大谗言，应当明白。再说有关谗言的问题，只要明白古人几句名言，可以举一而反三，自当少犯错误了。如说“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是非终日有，不听自然无”，配合阅历与经验，就可了然于胸，运用之妙，自在一心了。
其次，是色字，不应该只把它从男性的本位上出发，好像是专对女色来讲。例如清代名儒史学家赵瓯北，他题梓泽园（石崇的金谷园）的诗说：“美人绝色原妖物，乱世多财是祸根。”的确是两句名言的诗。如果把它拿来解释好色和好货两个方面，只要有这两句诗就可说完了。但也未必尽然，男人好女色，女人亦好男色，色字它所代表的祸害是欲爱过分所发生的毛病，问题并不出在漂亮美丽的色相上面。我们缩小范围，只拿唐代两三个历史故事来说，唐太宗并非不好女色，但没有出大问题。武则天也好男色，但她和唐太宗一样处理得当，并没有因男色而妨碍政治，也没有因好男色在政治上出大问题。唐明皇容易听谗言，又好玩，又好色。但他在“开元”政治时期，并没有因这些毛病出大问题。唐明皇的问题，是出在晚年，正当男人的更年期以后，精力衰退，头脑不清，智慧、勇气，都落在昏沉的阶段，因此由明君而变成昏君，所以便出了大问题，从此而使唐朝的气数，也便一落千丈。
至于说男女之间，长得漂亮的便叫色，那也不尽然。古人把女人所爱好的漂亮男性叫作“面首”，这个用辞很有道理。漂亮，只是头面的好看而已。无论男女，真正的好色，不只是爱好“面首”的漂亮，而是爱上对象的某一特点或特性，这正如一般俗话所说：“牌打一张，色中一点。”你只要仔细观察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实，有时候，一个对象是比较丑陋的人，反被漂亮的所喜爱，并不是漂亮的人便会专爱漂亮的对象。色字，可说是男女之间，专对某一点爱好的代名称而已。例如唐明皇先后最爱的两个人，一个是梅妃，一个是杨玉环，如果根据历史资料来说，梅妃比杨贵妃清丽漂亮得多了。可是梅妃清丽而有文才，性情比较严谨，比不上杨贵妃的浪漫，来得适合于唐明皇的性格。但不管如何，都不能把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专门推过到女人的身上去。更不能照骆宾王讨武曌（武则天）的檄文所说：“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这就是武则天或某一女人的大罪过。用手遮住嘴巴一笑，是女性偶尔为之的天然动作，说的不一定专是谗言啊！
我讲了这许多闲话，是看大家听讲《中庸》太过严肃了，也太累了，所以故意扯出这些笑话使大家开心。话说回来，爱听讲小话，爱听别人打小报告，以及好色，都是作领导者最容易犯错的大毛病，你看当代美国总统的问题，也不是出在这种事上吗？如果依据学术问题来讲，爱好偏听小话，和好色的习气，都是精神不正常，是心理行为医学上的大问题，细说难尽。只是提起大家要做研究的注意而已。
至于有关好货这个问题，需要明白，古人所谓的好货，不但只对爱好财富而言，同时包括爱好玩弄任何物质的东西，都叫作好货。例如古人常说“女人好货”这样的话，那是说女性们比较偏向爱好漂亮名贵的装饰品，如衣物、钻石、珠宝等等，便叫好货。有关男性好货，在我们的历史上，便有好几个皇帝非常爱好聚敛财富的事例。其他如宋徽宗的爱好玩弄奇石和字画，也都属于好货之例。
……
至于怎样是贵德而劝贤，这在“四书”、“五经”上，已经说得太多，而且也流传了两三千年，只要大家能细心去研读，自然就可融会贯通，不必再加细讲，不然，就说来话长，反为累赘了。
第三“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这已在前面说过，是对古代宗法社会大家族血缘关系的亲亲之义，也便是上文“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的发挥。但很遗憾，在秦汉以后，被所有家天下的封建帝制，私心自用，作为非同姓不封王的藉口，完全失去“亲我亲而及人之亲”，和“民胞物与”的博爱平等的真义。如果撇开帝王专制政体的善恶是非不讲，只取对亲族之间兄弟的友爱来说，比较起来，东汉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汉明帝刘庄，都是善于处理父子兄弟之间的事例。其次，便是唐明皇在“开元”时期，还能做到与兄弟等大被同床的一幕，也可算是千古以来的美谈了。
第四“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这是指领导者在选任贤能的大臣和干部以后，需要做到“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所谓“官盛任使”的意义，是说选拔大臣，事先需要慎重遴选他的才德学养。既然认为此人必定可以担任某一职责，委之以重任，那就要使他在担负责任的时候，不要加以干预，不要使他不能发挥才能，不得施展抱负。不然，就可能使他功败垂成，或变成劳而无功的结果。有关对大臣或重臣任使不专，最后铸成大错，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历史上事故不少。最明显的事例，便是明朝末期，对于经略辽东的熊廷弼，以及督师蓟辽的袁崇焕，不但是任使不专，反因听信小人的陷害而妄加杀害。大家只要多读历史就知道，在这里，便不多说了。
第五“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这是指对任用一般公务员干部的原则。所谓“忠信”，可以说有上对下和下对上的两重内涵。凡是一般任职公务人员的干部，对恪守职务和上级的正确指令，必须要有责任感而做到尽忠尽信。但在上级，也必须对下级干部要有忠诚的信任感才行。除此以外，更要紧是“重禄”。这是指对任用一般公务人员的干部，必须要有足以养家活口而有余的待遇和补给，才能造成“养廉”，使人能够做到廉洁自律的功效。
如果是要求人人节操如圣贤，用之如牛马，防之如盗贼，那便如俗话所说：又要马儿会跑，又要马儿不吃草，行吗！
第六“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这是从古到今，诸子百家学说，大都是主张怎样在财政税收上，需要做到轻税、薄税的要求。如果强调一点来说，几乎一部二十六史，便是一部财经税收兴衰恩怨的旧帐簿。它和人类战争史一样，几乎很少看到在百年之内，绝对不会发生民怨的情形。希望专门研究财政、经济、税务的专家学者，能够提出一个百年大计的长治久安的财税之道，然后再来讲民主、自由和大同之治，那便可说是虽不中，不远矣。
第七“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这是古代对于百工技艺工业管理的原则。但在讲解这句话之先，必须知道古人对“既”字，是读作厩，便包括有如现代的厂房或工作坊，甚之，可以说如工厂的意思。“廪”也包涵有食禄和工资的意义。所以他说到奖励百工技术发展的管理方法，必须要做到管理周密，每天每月，必要测试他的进步和业绩，并且给予服务和权利之间公平对等的待遇，才能劝使工业上的发展。
如照现在看来，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已经首先提出工商业管理学上的大原则和大道理。只可惜从秦、汉以后，一般冒称尊儒尊孔的帝王，和自认从儒学出身的大臣们，一直没有真正实行他的思想学说而已，那是多么的冤枉，多么的遗憾啊！
第八“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这一项柔远人的理念，我们在前面已经扼要的讲过。它的重点作用，是因春秋、战国的时期，各国诸侯之间，如要图强称霸，必须要争取引进外来的奇才异能之士，成为己用。但对于引进外来的人才，也必须要有测试和甄别，如果真是高明之士，无论是外来或本有的，就必要嘉善（奖励），加以任用。倘使是徒有虚名，不符实际的，也便要以尊重自己本有的人才为主，应当自矜自尊，不必太过自卑。否则，便如俗话所说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那也未必尽然，外来的和尚，有时念的经，并不见得比自己的好过多少啊！
第九“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一节的补充，所谓“继绝世，举废国”，以及“治乱持危”的理念，这是中国文化，对于国际世界和平共存的传统信念。从西（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唐尧以前开始，已达四五千年而相仍不变。如果要正确研究，必须从《尚书•尧典》和《春秋•公羊传》、《论语•尧曰篇》等资料来作说明，才较明白。但在上古史上，真能实施这个政治理念的，唯有周朝建国之初，实行分封诸侯，“兴灭继绝”的作为，最为明显。
例如《尚书》首篇所列的《虞书•尧典》记载唐尧的王道政治，便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论语•尧曰篇》，则说周初“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桓公的霸业，也说“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云云，这都是说明兴灭继绝，治乱持危，是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或霸道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并非如秦汉以后假借仁义，实行家天下帝王体制的霸业，以诛灭九族，赶尽杀绝为能事。
在东西方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史实，便是周朝建国的初期，他领导了固有的八百诸侯，革了殷纣危乱政权的使命，重新分配诸侯的治地，组成一千多国的联邦政体，由诸侯各自为政，分治其国，只是拱奉周朝，作为中央政府的共主。但中央共主的周朝治地，也不过是“邦畿千里”而已。至于各国诸侯的治地，大的不过百里，小的不过数十里。这就是周制“治乱持危”以后的约略情况。至于历史记载周初“大封建诸侯于天下”的事，便说：“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封纣（王）子武庚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
其中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在周朝以前的历史上，都是早已灭亡了的先朝，但他却秉着“兴灭继绝”的政治伦理道德，重新找出这些先朝的后代，加以封建为诸侯，有的一直随周朝七百余年而并存，最后灭亡，统一于秦政。因此在《中庸》下篇，便特别提出孔子的政治哲学理念， 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这个意思。
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讲，这种“兴灭继绝，治乱持危”的政治理念和事实，你仔细去检读埃及、希腊、印度的上古历史文化，早在西（公）元前一一二二年以前，绝对没有出现过这种高尚的人文思想理念，只有以强权征服邻邦，便是公理的史实。
至于后世国际的帝国主义思想，以强占邻国主权，奴役落后地区人民，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现代国际，自夸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先进文明国家，强迫瓜分其他国家为东西划界，或南北划线，予智自雄，藉此攫取别人的资源财货为己用，却以国际霸主自居，不明真正的王霸之道，甚为可叹。
如果从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来讲，那些历代家天下的帝王制度，如唐、宋、元、明、清，朝代政体变革各有异同，但都遵守传统儒家之教，历来对待周边藩属的国土，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甚之日本等等，仍然还是秉承“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的精神传统。每逢这些藩属国家中有内乱，也只是因应他的恳求，不得已而派兵弭乱，等到平定以后，便班师回朝，从来不想留驻重兵，占据邻邦的土地或资源财富。只要他们过一个时期，来朝进贡而已。但对来朝进贡的藩属和邻邦的其他国家，仍然是依照“厚往而薄来”的古训，做的是赔本生意，并没有占到便宜。因为传统文化的教育，认为这样才是处理国际而怀诸侯的美德，这也是过去历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希望后之来者，必须要有鉴古知今的学识，才能对待将来啊！
接着下一句，便是“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便是孔子答哀公问政全篇的总结语。但这里所谓“所以行之者一也”的“一”字原则，照宋儒朱子的注解，认为便是一于“诚意”。可能他是从下文接着专讲诚意的诚字所启发。因此，便连带上文“知、仁、勇三者”，“所以行之者一也”也统统都归到一个“诚意”的中心，便把《中庸》全文的主旨，就一概圈定在诚学之中而已，这就未免失于以偏概全之嫌了。后世的儒家学者们，并不完全同意，早有异议。其实，在这里所讲为天下国家的九经，连接他上下贯通的文字体例，从孔子答哀公问政开始，便说明“为政在人”是其重点。所谓“人存政举，人亡政息”，这是确定的要点所在。因为“为政在人”，所以提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的第一重心，就是为政的领导者，先能修身正己，然后才可正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句的内涵，岂不是指反身而诚，事在人为，如此而已吗？这样理解，便与《大学》的“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的主旨一贯，完全吻合了。
接着这一段以后，再加说明上至帝王将相，下及任何一个人，要想立身处世，成功立业，必须先要知道有一共通的法则，那就是有关言语、行为，和对事对人的大原则之道了。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讲到这里，我们首先需要了解“豫”、“跲”两个字的涵义。“豫” 字，包涵有从容优裕，和事先要有备无患的意义。“跲”字，有并足难行的意义。至于“困”字，和“疚”字的意义，大家都知道，不必另作解释。“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是说凡是作人处世，事先必须要有周详的准备，所以到了行事的时候，便可优游自在，顺理成章，虽然遭遇到纷扰变动，也不惊不乱，因此可以建功立业。如果事先没有豫备周详，冒昧从事，就会得到劳而无功，或功败垂成而作废了。这不但是处事的首先原则，就以作人来讲，一个人从幼小接受教育开始，直到后来一生，也必须随时随地要学而时习之，才能有成。因此，可知一切教育学问，也都是为了“豫则立，不豫则废”的作用。
其次“言前定则不跲”，便是教诫我们开口讲话的修养，尤其是对在位从政当权的人来讲，不可信口开河，随便乱说。必须要事先谨慎思考，做到言而有信，能说必能行，说到必定做到。如果是说了不算数，或者随便应付，或是自己说过的也就忘了，那就等于自己把右脚踩着左足，结果是寸步难行，走不通的。
“事前定则不困”，这是说凡做任何一件事，事先必须知道有成功和失败，优点和缺点，有正面必有反面等作用，然后确定计划，防患未然。这样才能在做事的时候，不会遭遇太多太大的困难。
“行前定则不疚”，凡是一个人，有任何一种举动，或是要做任何一件事，都叫作行为，尤其是对从政的或其他建功立业的，甚之，一个普通的人，对于生活衣食等平常行事，都需要事先有豫定的抉择，尽量减少后悔，不要事后自有内疚。
“道前定则不穷”，这里所说的“道”字，是指作人处世的法则、准则的“道”，也可以譬喻如开一条人行道路的道。那在事先必须要有久远的准备和计划，才不会使自己的前途，走到穷途末路，或水尽山穷而无法回头的困境。
总之，这里所说有关作人处世的言语、行为的道理，统统都是从“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这个原则所出发。“豫”字的意义，也就是《中庸》的“从容中道”，“君子而时中”的大机大用。先要能把握到“豫”字的学养，就可真能切入“知至而后意诚”修身的要妙了。因此，接着便有下文对诚意和修身的关键，提出反覆辨正的理念。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本节原文的开始，又出现“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两句，似乎是前文的重覆，所以朱注便把上文两句删去，只取用在这一节里。但我们却认为上文用这两句的重点，是指由上对下尊贤之礼的说明。在本节里的次序，却是由个人修养的本位说起，做到下学而上达，恰与上文有上下正反照应的作用。即使是千古以来的衍文，也并没有差错，不妨“多闻阙疑”， 照旧可以理解得通。换言之，这是说普通一个人，不能做到下学而上达，不能得到在位者的知遇，就做不到施展平生学养与抱负，当然更无法由从政而治国利民了。但这也不能说完全是在上位者使野有遗贤的过错，也应当自我反省，平常自己就没有被朋友之间所信任揄扬。（上古所谓五伦之道的朋友， 就是现在所说人际社会的意义相同。）为什么自己没有被朋友（社会）所信任揄扬，那是自己平常对家庭父母亲属之间，并没有做到合于人伦之道的孝顺品行，所以便没有得到朋友（社会）之间的赞许和称誉。（须知在周秦之先，选择士类，首重孝行。即如首先实行选举取士的西汉武帝时期，也是秉承孔孟之教，以孝和廉，作为基本选拔贤才的标准。所以到了明清时代，把考取的举人，称作“孝廉”，便是这个意思。）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做不到孝于父母，以及和顺于家人的德行呢？这都由于不能反省观察自己的本身行为，并没有做到真正的至诚。为什么不能自身做到至诚，那是因为不明白怎样才是“止于至善”的学养，所以就达不到“诚乎身”的境界了。
讲到这里，我们已可明白了解《中庸》由“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是直指天人之际性命互通的基本原理，是从天道固然的天性，互通于人道的人性说起。然后表明学养到达“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便是“内明”性天风月的第一义谛。然后依性起修，“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可以从事“外用”于治国平天下的功勋事业，这是《中庸》全文直指见性的前提，是从人道修心养性，返合于天性自然之道的德行。应该到此为止，是为《中庸》的“上论”。接着下文，是说明如何才能下学而上达，实证天人之际的大机大用，那就需要从反身而诚做起，才能达到复性境界的真正造诣，由这里开始，可说是《中庸》的“下论”。那么，所谓的诚至和至诚，它究竟是怎样一回事呢？这便是《中庸》阐说“至诚无息”，内明外用兼得的妙用。
◎ 标题为编者所加。本文节选自南怀瑾先生著《话说中庸》，简体版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繁体版由南怀瑾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