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的十二月，台湾要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十二月五日，以黄信介、许信良、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人为首的参选者，组成党外人士实质政团，而且在台北市中山堂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其反对国民党的政纲政见。这在一九四九年蒋氏政权迁台廿九年来，是空前的；在“戒严”时期，这是公然向权威挑战。当日，就发生了“中山堂事件”，翌日报纸登出，颇为轰动。

竞选活动才进行一周，到了十五日的深夜，忽然消息来了，宋楚瑜（当时经国先生的私人秘书兼新闻局副局长）把睡梦中的蒋经国叫醒。凌晨二时，美国驻华大使安克志由“外交部”钱复次长陪同，前往面见蒋经国，告知美国即将宣布与中共建交的消息。

一九七九年元月一日，美国与大陆正式建交了。

台湾何去何从?本土政治运动变化加速，从言论到行动，接近了暴力边缘，终至引发了这年（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高雄事件”。

“高雄事件”又称美丽岛事件，因为是《美丽岛》杂志领导的冲突，人称是“二二八”以后台湾最大的政治暴动冲突。

这个事件造成异议（又称党外）人士多人入狱，有黄信介、张俊宏、姚嘉文、林义雄、吕秀莲等。“高雄事件”有“八君子”之说，其中林义雄（现在的民进党主席）遭遇灭门惨案。当时为黄信介等做辩护律师的，是陈水扁，就是后来一九九三年当选的台北市长。

在这不安的社会气氛中，方外人士更努力于自身修养。

先是，一九七九年元月十日，美国与台湾断交不久，从智法师带领了几个修行同好的出家人，组成了大乘学舍。他们为了要方便得到南老师的指导，就安排在离协会不远的地方落脚。

南老师本来是极不赞成他们离开自己本来的寺院，因为既要修行，三千大千世界，何处不是道场？!况且南老师从事的是文化工作，虽然宗教也是文化，到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他不像宗教人士及出家人那样，是专门在宗教上下工夫的。宗教并不是南老师的唯一关注。现在看到这几个想认真修证的出家人，既已自行安置，也只有帮助他们了。于是他就订定每日课程，要他们遵守努力。

这一年，由于大乘学舍的成立，社会环境的不安和动荡，外加香港洗尘大和尚多次来台坚邀南老师，造成老师的教化重点开始倾向佛法。

也因为这些出家人的原故，南老师在东西精华协会所安排的课程，这一年中，就有不少与佛法有关。

首先讲的课是“佛教佛法与中国历史文化”，连讲多次，是要出家为僧的学子们，除了佛教佛法外，还要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宗教离不开历史文化，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到了一月底，正是农历新年假期，就借用了辛亥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举办了一次禅七。大乘学舍的出家人是当然要参加的，另外还有几个美国回来的出家人参加，比利时的李文及美国的文洁苓也参加了。另外参加的有徐进夫和他新婚的妻子陈玲玲（现任教于国立艺术学院）。闫修篆先生甫自军中退役，并刚出版了他的易学著作《易经的图与卦》，他虽与老师相识多年，因工作忙碌，这次才有时间参加。

真善美出版社的宋今人先生及自由出版社的萧天石先生也来了。他们两位在台湾早期，出版了许多道家学术的典籍，很有名气。

另外还有不少辅仁大学上过老师课的年轻人，如曹励铁等。这次禅七总共有百人之众。因年龄及背景差异性大，故每晚讨论时间，意见表达呈多元化，尤以外籍人士为甚。东西方文化思想交流，很耐人寻味。

二月下旬，南老师传授了密宗的“准提法”。密宗传法本来是很严格的，没有被认可为合格密宗上师的人，不可以传法。南老师曾在藏区学法，并得到贡噶上师的认可，具有传法上师的资格，也有正式的文件。

除了前面所谈到的课程外，另外所开的课尚有《宗镜录》、《大乘要道密集》（密宗） 、《大圆满禅定休息车解》（密宗）、《楞严经》以及《大比丘三千威仪》、“诗学”等。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