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老师在辅仁大学上课的时候，哲学系有一个二年级学生古国治，本来要转到台湾大学的，因为得知南老师应聘要在辅仁大学哲学系开课，他就不转学了。每当老师下了课，他就替老师提着皮包，送老师上车，后来索性陪老师回台北（辅仁大学在台北近郊十几公里处），在老师家中吃晚饭。他平常没有课时，也来协会帮忙。

古国治就这样，一直到他大学毕业，按照规定去当了两年的兵，回来后，仍来帮忙。

但是他提皮包往来辅仁大学的教室，并没有那么久，因为第二年南老师就因事不教了，改请孙毓芹先生代课。

老师不去教课，这其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原因。原来辅仁大学有交通车，每日往来台北与学校之间，南老师本来是搭乘校车来回台北的。校车上乘坐的，都是教授们，大家喜欢谈话，尤其喜欢向南老师问些问题。大家的一片热情，南老师也要热情相对，刚上课说了几个钟头的话，上了交通车还要说话，不免太累人了。

后来南老师不再搭交通车，下课后改搭计程车，再带着提皮包的古国治，先去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如此一来，教授的薪水也就花光了。

再有一个原因，使得南老师决心要辞掉大学的教职。因为台湾的大学上课很自由，所以有个怪现象，学生喜欢逃课，虽选了这门课，却常常不来上。对有些不善言辞的老师，会造成课堂没有学生的窘境。

当南老师在辅大开课时，我认得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南老师上课时虽也是选修课，教室却坐得满满的，窗外也有人站在那里听。但有些教授上课，事先同学还要到校园中拉几个同学来听讲，凑上五六个人，否则教授就太难堪了。

像这样的强烈对比，南老师早已知道不妙，为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和难过，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以免他日遭忌，反而不妥。

听到老师辞去教职，我觉得很奇怪，于是南老师才把他的看法说出来。

说到辅大，使我又想到另一所大学。我有一个远亲张平堂，是师范大学体育系的教授。他虽是体育系的，但他自己喜欢读哲学书籍，自小也在家中读过四书五经之类。《人文世界》出版后，他看了几本，刚好师大有其他教授，也向他介绍南老师的文章。有一天，他对我说：他曾向师大文哲方面的教授提起，为何师大不聘请南先生来教课呢?

那个教授说：如果请南先生来教孔孟学说，当然是一流的教授；如果讲道家的学术，南先生也很精通；如果是讲禅宗，那更是他的老本行；所以说，请了他来，我们这些老师怎么办呀?

这像是一个笑话，但是南老师恐怕早已心知肚明，所以只接受研究所的约聘，指导几个博士生比较不会有这类问题。更何况，博士生可以前来就教，更为简单。

也就是为了这个原因，他才深感创立东西精华协会的必要。这样可以针对需要而开设课程，不但大学的学生可以来听，其他各阶层的社会人士也都可以来听讲。

在协会所开课程中，如参同契、禅学、易经、中医医理等，是属于院校较少开设的课程，所以，开课后，听众永远挤得满满的，每人要缴场地费二百元，经济困难的就免缴了。

南老师停授辅大的课后，许多同学就跑到四楼来听课了。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