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来说，一九六九年认识了南老师，是我一生中的大事。

而对南老师来说，一九六九年也是重要的一年。

重要的原因并不是多了我这么一个旁听生，而是这一年有三桩大事发生。

第一桩事就是日本之行。照今天的情况来看，要去日本买张机票就行了，台湾近年来去日本的人成千上万，毫不稀奇。但卅年前的台湾，除非公务出国，一般老百姓是不准许随便出国的，连留学生也有许多限制。尤其是许多一九四九年由大陆来台的人，因为亲人留在大陆，自己在台不免受到些许怀疑。有些人为此不能获准出境，连探亲也不行。

记得李政道、杨振宁二人那年得到了诺贝尔奖，驻美大使馆的文化官员就去拜访他们，问他们需要什么协助。杨振宁只说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岳母能获准出境，到美国与他们团聚。这位老太太多次申请都未获准，可见出国之难。女婿成了世界知名人物后，情况自然不同了，杨的岳母立刻获准赴美。但她到了美国，没有停留多久，就转道去了大陆，因为她的丈夫是杜聿明将军，留在大陆没有来台。

所以说，走过那个时代的人，都能了解行动自由或不自由的真正意义。

也可以说，南老师的日本之行，能走出境外，接触外面的空气，不知羡煞了多少人。

第二桩事，是东西精华协会的筹建。乍听起来，也不过是成立一个文化社团而已，在现在的社会里，也是千千万万，毫不稀奇。

但对南老师的教化目标来说，这是一个转捩点，由以往个人单打独斗的形态，进入一个有组织、能发挥众人力量的状态。有了组织，才能有计划地推动社会工作和文化教育。

后来认同支持的人愈来愈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影响力也就从“点”扩充至“线”了。

讲到这里，忽然又想起了一件事。几年后有一次，南老师感觉青少年问题太多，想组织一些人力，专门帮助苦闷的青少年们。这时在旁有人说：救国团老早有“张老师”的设置了，已经有了成效，也得到青少年们的信赖。

“张老师”是一个代号，有问题不能解决的青少年们，或者没法求助于父母家人的青少年们，可以联络救国团的张老师。张老师也许姓王，也许姓李，他们都是可以从事心理辅导的人，许多也是义务工作性质，有些参加工作的是心理学系或社会学系的大学生。

救国团的原名是“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是一九五三年蒋经国在台湾成立的。当时国民党政府被共产党打败，迁到了台湾，所以许多组织都要有“反共”字样，譬如“反共抗俄妇女会”等。救国团现任的团长是李钟桂。

当南老师知道了救国团张老师的事情后，很感慨地说：“想不到蒋经国居然也做了些好事。”

再说这一九六九年南老师的第三桩事，就是他的小儿子南国熙在冬季被带到美国去了。

那时的南国熙只有十二岁，是由美国的薛乐如（Sherrill）先生带到美国去读书的。

送小儿子赴美，南老师曾有诗为记：

诫勉幼子国熙赴美留学

一生志业在天心

欲为人间平不平

愧我老来仍落拓

望渠年少早成名

功勋富贵原余事

济世利他重实行

怜汝稚龄任远道

强拋涕泪暗伤情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