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不知何以来，死不知何处去，生死之间，是我们自以为是阳光普照明明白白的人间。然而，相对于生命两端万古的茫然，短暂几十年，也许连一点烟花都算不上。在这无尽的茫然中，父母是让我们开眼见阳光的人，而明师，则是打破万古茫茫，点亮我们生命之灯的人。

十年了，不思量，自难忘。

十年前的明月，高高挂在太湖之畔，荼毗炉中袅袅青烟升起，连蚊虫都自觉安静了。

十年后的今天，世间缘分聚聚散散，依旧上演一幕幕人类历史长河中熟悉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

很长一段时间，不愿承认南老师业已离开的现实，这不仅仅是因为以老师为灵魂的大家庭突然解散，大家看到了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更还是有不少疑惑油然而生，令人不得不参究。比如，我们都或多或少对老师有了神化，毕竟我们都感知他修行的证量非比寻常，他也透露过不少关于生命的秘密，特别是如何转变生死，甚至留形驻世的秘密，于是我们大都总认为他寿过百岁是没有疑问的。再者老师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他的精气神都非寻常可比，面对如此超迈绝尘的老师，云泥力判，我们总会觉得自己学得不够，期望能够多亲近，多感受，毕竟面对真实的老师，跟面对老师的书和视频音频还是有着极大的不同，哪怕他讲的话一模一样。十年中，大家每每碰面，情景就如白首同学在，闲坐话南师。

可是他毕竟走了。十年，我也常笑自己，只学到了老师自嘲的一句话：一无是处，一无所长，一无所成。如果这算含了师承，倒也可以，不用贴着“平凡”的标签，我本来就泯然众人。

老师是反对随意著书、写文章的，害怕我们落入“一字错而五百年野狐身”的因果，但他却鼓励我多写多发表，我也迷迷糊糊地答应了。可是每要落笔，却又担忧起来，我真的有那水平写吗？这样犹犹豫豫的，成文也诘屈聱牙，好像胡子都得捻秃了一般。思量再三，还是觉得自己资质太差，懂得太少，于是乎很自然的放弃了江湖快意，冷板凳一坐，管他春夏秋冬，管他缘起缘灭，继续读书，返观回照，好好修习。这也是南师的教育法啊！

达摩祖师十年面壁，有二入四行之说，我想我能把道理先捋捋明，起码多些圣贤熏陶，少些坏事恶习，也是种好事吧。道理熏多了，人自然而然会转化到行动上，因为思想被道理改造了，行动自然就会变化。除非知行不一，没有落实到行动，这仍需要时刻检点自己，“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到了，要能用到实践，获得益处，方能领略到南老师注解先圣的妙处。

逻辑只是工具，思想不是智慧，就像人们常说的，道理懂了那么多，还是过不好人生。我们可以把不幸推给命运，也可以认命，但我们更需要清清楚楚地观察，观察身内身外，缘起缘灭，特别是把自己看清楚，看清楚了，理才会到。自己都迷迷糊糊的，道理再多，确实也无从着手，这世间很多道理是反的，比如有说运动好，有说安静好，理由都很充分，究竟怎样好？只有自己明白了自己的状况，才能做出合适的选择。

至于怎样才算看清楚，用怎样的方式看清楚，天上那轮明月，在老师的教育中有不一样的意义。藉着这个十年的周期点，我想讲述一下我所看到的那天挂着的月，来看看众说纷纭的南老师。

谁人背后不说人，谁人背后无人说，关注南师的人非常多，议论褒贬在所难免。他自己在《狂言十二辞》中也早已自描：“誉之则尊如菩萨，毁之则贬为蟊贼”。议论我听了很多，议者也见了不少，每一个议论背后其实都是一种世界观和人生态度，而世界观和人生态度是可以改变的。虽然年纪越大、社会阅历越丰富，想要改变就越难，但我还是想写写我的一些想法，供诸位参考，起码也可以多一个版本，或者我自己也会被改变。

首先我想说的是南老师的学问

“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这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的李石曾先生给南老师的赠联，原为经纶五大教，南师不受，改为三大教。

人的认知对他的命运影响极大，而认知便基于学问。学问是有学也有问，学是学知识，问是产生疑虑的解决方式。“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学和问是相辅相成的，学问到哪便是觉悟到哪。南老师自幼接受传统私塾教育，授课的也是名儒，后又接受过现代教育，文武兼备。在追求学问的道路上，他拜了上百位老师，磕头无数，又因时代机缘，与当时各界大师切磋砥砺，单就他这求学问的气概与造化，便可以称之为山登绝顶，海到无边了。

南老师将学问解释的很清楚：学问不仅是知识，做人做事都是学问，这是他在《论语别裁》中提到的。在《庄子諵譁》以及讲禅等时候，他又对学问有更深入的表达，他说天地间一切学问都与人的身心性命有关，如果与生命无关，那自然会被淘汰。在接续和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最直观的是知识的传承，需要让学习者能够知道和认识传统文化，不可任意贴上糟粕、迷信等等的标签然后弃如弊履；知识再深入，逐渐知行合一，真懂了才谈得上学问。南老师将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核心用现代词汇“生命科学”来表达，是因时置宜，也是他对学问透彻认知后的判择，是对学问根本的提示。所以知识与做人做事都很重要，但有不少人怕读书，懒于深入研究，说南老师讲只要会做人做事就是学问，这也是错误的，通常便是把做学问庸俗化，是片面的，浪费前贤一众生命之精粹，很容易“空到人间走一遭”。

由此我们可以从更广义的范围来看，南老师高深的修行，也就是内圣之学，以及圆融的为人处世，或者说外王（用）之学，两者都是在做学问。他的内圣并非通俗意义上的道德修养，也不是记用文句的训诂，更不是陶醉在心灵鸡汤，而是生命和智慧的开发。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这种开发的次第可以在佛经上得到印证，也可以在中国古代经典中得到佐证。实际上他一直是在用自身的证量，直击往圣先贤的心地，并用时代的语言文字反哺给我们。他的外王（用）也不是通俗意义上的事业和成就，而是他能将内圣修养，也是所证得的传统文化根本，在下至贩夫走卒，上至王侯将相，在各阶层、各行业、各文化层次的最广泛的人群中扎根并弘扬开来。

这二十来年，有股民国热，人们对民国时代的大师产生了很大的向往，甚至认为民国以后无大师。这些大师中，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胡适、马一浮、熊十力、钱穆等等，还有台湾著名的学者殷海光、许倬云等人，他们或为南老师的忘年交，或为惺惺相惜，共同传承、保卫传统文化的同行。这些大师对南老师也多是赞誉有加。常见拿来跟南老师对比的钱穆，也是南老师在台湾复兴传统文化的朋友，包括给南老师赠联的李石曾，他是清代军机大臣李鸿藻之子，不仅深受旧学渊源，同时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的发起人，还是北京大学校长、故宫博物院的创办人，是学贯中西的大教育家。他们这批人，对南老师并没有“文人相轻”，赞誉显然发自肺腑，但我们很多人，却不知为何给南老师打上伪大师、民科、骗子、江湖大佬等等的恶劣标签，难道他们鉴人的水准比他们奉为至尊的大师还高明？

徐复观先生回忆被他老师熊十力先生“起死回生”的一骂，非常有借鉴意义。当时熊先生让他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过了段时间，徐回复已读，然后谈了自己的心得，全是他对该书的不同意见，被熊先生大骂：任何书都有好的地方和坏的地方，你专门挑坏的地方，这样读书哪怕读了百部千部，也不会受到益处！这一顿骂将徐复观骂醒，自此他改变学术方式，读书要读出每一部的意义！终而成就一代大家。

知识是死的，知识也是活的，同一段古文，同一个汉字，从古到今可能本就是注解纷纭，否则不会有训诂、考据和注疏；同一句诗文，同一个典故，不同人的解释就是会呈现出不同的意境和格局，否则也不会出现三教合流，不会有文化的兼容并蓄，源远流长。有经有权，这才是中国人的传统，而一切标准化，则是集权需要，亦或者养成适应工业时代的西式思维模型。

南老师在讲解《孟子》时曾说：“对于书上的文字解释得出来，懂得书上所说的道理，那只是知识，不是学问。真正的学问，是将所懂的道理变成自己的精神、思想、行为，而且能实行、做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学问。知识处处都有，学问却要自己去做出来。”“成功不一定是升官发财，那与一个人完成学问无关，只有完成了自我教育，拯救了自己，才是真的成功！”“道理会之于心，用以做人、做事，才算是读通了，才算有学问，才算是成功了。”这些话说得多么直白！

于是乎我们看到，南老师讲解儒家经典，通常都把严肃枯燥的字句场景化，比如孔子说宰予“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一般解释就是说宰予白天睡觉不是好学生，说孔子是在责骂宰予，骂的还不堪入耳，而南老师则将其场景化，认为是孔子看到各人天赋体质的不同，有些人就是精力不济，就像朽木没办法去雕刻，怎么办？要么通过锻炼、修行去改变体质，要么就顺其自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无论哪种选择，都可以有学问来支撑。再如孔子看到几只野鸡在飞，感叹“时哉时哉”，一旁的子路拱拱手，“三嗅而作”，历来注解总令人感到牵强，而南老师一说这是子路跟随孔子学习，突然有所悟的表现，我们读者哪怕没有三嗅，来个深深一嗅，马上也心领神会了。

把经典生活化，是南老师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贡献，这种贡献按照学术的理路分析或许可以表达为把文句和知识经验化，再由经验启发各人的智慧。同样的文字在不同的场景下内涵是不一样的，人们习惯上的理解和反应也是不同的，比如一个“敬”字，古人的庄重和今人的庄重在形式乃至心境都是不同的；一个“斋”字，今人执行时自然会想到营养问题、运动问题，古人理解起来则实在的多，不需要再特别的进行辅助说明。因此南老师说《礼记》开篇就把核心都讲清楚了：“勿不敬，俨若思”，后面的学问都得有这样的心境支撑，不需要再行补充说明。不止《礼记》，当年所有的学问都得如此，如果光解释文字条目，那么再怎样“权威”，乃至“圆融无碍、应化无方”等等都只是技术层面的描述或形容，真正的核心在心。这个心，是文化浸淫出来的，古人本就生活在那种氛围，爸爸妈妈叔叔婶婶都是这样，所以很多自然而然的内容就不需要反复地啰嗦，后人生活环境不同，思维缜密，知识丰富，反而障碍了心地的自然袒露，因此需要再三强调和说明，再不行的就只能用各种方法去尝试回到那种心地光明，而方法工具最多的就在佛家。一些学者认为南老师把佛家引入解释儒家太多了，我想不是太多了，而是他在教授的过程中感受到时代对教育的巨大影响，当你再怎样解释也没有办法将古圣经典还原并接续到当代人的时候，一定是心的惯性问题，习惯性的思维和适应现代社会的脾性，让人们很难“拨云见日”，这就需要合适的工具来解决。

现代学术确有很多优势，这条路南老师并不反对，从大陆到台湾到欧美到再回大陆，南老师无论是自我成长还是回馈社会，都离不开与当代学者的切磋，少有人关注到南老师也是国内最早资助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人，而且这种资助不加干涉，持续数十年。只是搞思想研究的朋友很难明白，注解经典要调整的核心不在思想，不在观念，而在生命的状态，是生命在日常生活中袒露的“自由而解放”的状态，这需要的更多是体会和感受，而不是研究跟琢磨。用当代思维心的土壤去嫁接古代意识心的花朵，结出来的果实是不一样的，因此把经典生活化容易，可是怎样生活化，像谁的生活化，这个却是有天壤之别。我们看到几千年来，有理学家对孔子的生活化，也有红卫兵对孔子的生活化，当然也有现在恶搞、漫画对孔子的生活化，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不同的人对生活的判择不一样，特别是不同时代的人本身就是不一样，所以现实榜样就更为重要，当我们看到南老师对经典的解释时，看到他“圆融无碍、应化无方”的样子，不用高推圣境，圣人的形象自然就饱满鲜活起来，因为我们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南老师，不就是这样的吗？！

再比如，南老师常引用宋儒张载和朱熹的话：学问之道无他，在变化气质！在南老师的学问体系中这点是很显然的，做学问的目标不是文凭和工作，更不是增加谈资，而是要能够做到转变生理。这个转变气质不是指带上点书卷气，更不是带上腐儒的味道，而是心能转物，做学问要能转变心理和生理，令怯者勇、刚者柔、弱者强。正因为他深厚的修证功夫，我们才得以看到一位仙风道骨、神气充盈的南师。就像孔子面对他的学生，我们都习以为常知道他因材施教。他对子路、对颜回、对子贡，对每个学生教育都稍有不同，同一件事情，甚至会用相反的指点，这显然就是学问和知识的区别。如果做学问到最后只有一种权威版本，非要在字面上抠答案，那孔子也会成为民科、骗子、伪大师、江湖大佬，而最终的大师或许要在电脑中诞生。

因此如果谁单纯拿几个文句的解释与学院训诂标准不同而诋毁南老师的学问，用自己的喜好、观念的执着而否定三教的互融互通，那起码是找错了方向。况且按照当代训诂派的要求，还得将注解文字的源头追溯到甲骨文，可是甲骨文是清末民初才被发现和开始解读，也就是说整个两三千年间的所有古人都不认识甲骨文，照这么推断，那么孔子他老人家对历史文本的解读也可能错误百出了，何况此后两三千年几乎全体中国人？！

如果经典只是按照学术翻译的意思，那大多是关于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学术观点，甚至连学术观点都谈不上，就像今日多如牛毛的论文、书籍和自媒体一样，人人都可以发表，也可以高谈阔论。西方学术本身就是始于理念又终于理念，只要是理念是观点，天然自带值得探讨、可以反驳的基因，那么古圣的确可能只是相对高明的或者老于世故的人而已，经典也并不值得人人诵读。但是中国传统学术更重意向，就如庄子所言“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经典历来都有不同注解就不足为奇了。譬如《道德经》，一般我们认为是哲学、文学、处世经典，政治家解读出来的则是治国宝典，修行人验证出来的是修行宝典，而且这些解读似乎都可成立！不过搞政治的一般不会承认内用黄老，学术界或者历史上的儒家对修行方面的注解态度则是既向往又不愿意公开承认。比如朱熹他们援禅入儒创立理学，他们不懂修行次第，缺乏底气，对孔孟修行不明就里，熟读经典却找不出孔孟也深懂修行的证据。这些南老师都指出来了，比如孔子一生一以贯之的修行，比如《大学》的三纲八目如何修，比如孟子《尽心篇》介绍的如何修呼吸法，修到了何等程度。其实对照佛道两家在修行上更详细的阐述，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式去验证南老师这样解释得对不对？一种是自己下手试试，古往今来很多学者都试过，比如包括朱熹在内的理学家们都会自修静坐功夫，近现代的很多学者包括钱穆、殷海光等等也都试过，只不过这个方式相对困难，特别是充满质疑精神经常用脑的学者，下手第一步就很难放下自我去认清自己的呼吸，再往下深入实践的要求是有点高，于是乎信则高推圣境，疑则斥为玄虚；另一种是文本相互验证，比如大量的文本去对照修习呼吸法门与孟子描述的情形是否一致，这种对学者而言相对简单。但是如果自己试都不试，资料查都不查，连“本本主义”都懒得装，直接否定说这都是凭空捏造，是迷信、不科学、愚昧，还要吓阻别人研学，那似乎并不符合科学精神，也缺乏民主自由的意识。

南老师说自己“治不古不今之学，当谈玄实用之间”，他的不古不今，实则亦古亦今，是极富生命力的学问，或者说就是围绕生命本身的学问，不管千年万年，只要有人类生命存在就需要这种学问，没什么古今。更有意义的是，南老师再三强调，只要这个传统文化在，中国就在，中国之“中”也可以说是拥有这种生命的学问，正是这种文化的绵延存续，所以我们是中国。一向自谦的他“狂言”一把，定位自身是“亦仙亦佛之才”，从他超逸绝伦的学问来看，并非狂妄，反而是借狂道真。他所取得的修行深度是儒释道三家两千年来合流的集大成，是真正落实儒释道三家文化的硕果，因而他的学问有着与近现代学院体系不同的表达方式，也是我们普通知识分子较难具备的，起码我们生活环境的土壤，与南师求学时代早已风物迥异了。修行可以很神秘，也足以很普通，所谓“谈玄”或“实用”，对大众来讲，能做到的就是实用，做不到的就当谈玄亦可，究竟怎样一回事，需要多学习，多了解才能明白。所以他在“谈玄”跟“实用”之间用了一个“当”字，就像秤砣，要怎样平衡，各人得根据自己的才具、禀赋以及现实条件来衡量，实际上也是在说，我们不要轻易用自己的“当然”去衡量南老师的“当处”。

晚年南老师给他人的墨宝落款常有“九三顽童”、“九四顽童”，这不只是嬉笑一番，同样也表达了他的修行境地。批判南老师的人通常都忽略了儒释道的根底“道”究竟是什么？究竟怎么修？有人说上古就已“绝地天通”，又说“道术将为天下裂”，最后很多都落入了“坚白之辩”，习以为常地用西方范式将诸子百家定性为学术争鸣、思想自由，忽略了西方学术有宗教道德为底蕴，我们东方传统学问则以智慧为源泉，但比身上衣，不识怀中珠，不亦悲乎。

学者们研究和传授学识、道理，修行界则相反，侧重于修，在为学日增和为道日损中偏向于后者。修行界中也有一些人质疑南老师的修行境界，这一点南老师通常都一笑置之。如果质疑是为了探索真理，那么不妨带着疑惑深入去研究，就像南老师也分析古圣先贤、高僧大德们的修为程度，但那是基于他自身的修证，结合经典所做的理性研究。我想如果质疑者不是单凭某些“佐证”、“感觉”，而是能够有定力通读《大藏经》、《道藏》、《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有慧力可以解释那些描述修证过程中出现的境界、现象的古文、隐语，比如是不是能够将《参同契》、《达摩禅经》、《瑜伽师地论》等信手拈来；是不是有能力随时都在戒定慧中，再或者起码先通读一遍南老师的书，再来探讨这个问题，也许会有不一样的发现。

总之，南老师认为学问是为了做人、做事，甚至学问和做人做事就是一体的，那么个人修证、社会活动等等都是他学问的一部分，做人毕竟不只是社会人，个体身心状态是做人的基础，那么认清并调整个人的身心状态又是重中之重。体质虚弱的宰予跟体魄强健的子路，过的日子做的事业只能不同，不能说明他们学问高低。正是南老师的修证，让他看明白了古圣先贤们作为一个个真实的人，究竟修为到了什么程度，他从实际的修为入手，来重新认识和整理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而他这体道深度，并不是西式话语所说的“个人主观”体验，而是有着一步一步的次序，这个次序，历代先贤们都留有各种实践过程的文本。因此我们可以总结，南老师的学问究竟如何，还需要用他的修行、他的事业来观察，而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高度，也不只是修行界的深度。就像研究王阳明而忽略他静坐的功夫，研究袁了凡却忽略他佛法的修持，只从文字上找答案，或从神通上辨高低，那永远无法真正了解和走近他们。

第二我想谈谈南老师的事业

南老师的履历，可能并没有惊天动地的内容，跟历史上那些留下名字的帝王将相比起来，一个少将参议的头衔，当过教授，修过铁路，参与过国共密谈……并不能算出彩；他也不是科学家，发明了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技术、基础理论。但是这中间细参又颇为可观，比如以一少将参议头衔，请假需要找当时总统蒋介石面批；当教授不侧重于学术而志在千秋；修铁路以一介平民书生主导，中国国情下的唯一；国共密谈贡献史册未有之和统智慧；面对当代科学之先进却提供超越科学目前范围的古代经验……

可见南老师虽“挟王霸纵横之术”，但他的事业目标并非常情可测，他在解释事业时说得很明白：“举而措之天下之民之谓事业”！他说：“所谓一个事业，就是这件事情做了，起码影响五十年、一百年，乃至千秋万世。真好的东西，要有几十年、几百年，乃至千秋万代，人家还舍不得丢，那才叫做事业”。他拿来举例的通常只有像释迦牟尼、孔子或者耶稣等人，他讲：“在地球没有毁灭以前，他们的大名就永远存在，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因为他们对人类有了贡献，这样才叫千秋大业，是另一种事业，绝不是你做官的权力所能比拟的。一个人当了皇帝，就算统治全世界，最多也不会超过几十年就过去了”。这些话都是南老师学问所体现出来的格局，从初心发愿，到每一步的人生轨迹，都体现出他踏踏实实地在做这番事业，这也才是他真正要做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