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步履维艰的“国学研究”

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来

原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国学研究》第二卷

“国学热”的提法及其反应

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报》整版篇幅刊登署名文章，题为《国学，在燕园悄然兴起》，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编辑出版的《国学研究》第一卷为基础，报道了北京大学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现状和成果。由于这是《人民日报》1989年以来首次以大篇幅报道北京大学消息，在北大引起了积极的反应。自此往后，由于媒体的积极参与，外界和海外自然地产生某种看法：认为一个“国学热”正在中国大陆兴起。今天，人们回顾九十年代初以来有关传统文化的出版物的大量增加，和89、94两次隆重纪念孔子的活动，似乎更加强化了“国学热”回荡全国的印象。但实际上却并未出现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规模的“国学热”，媒体中频繁使用的“热”的说法，更多地只是一种传播的表述而已。

1993年8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今日谈”栏目发表的署名文章《久违了；“国学”》中提到了“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学术精神，倒是可以给“国学热”的提法作一脚注。然而，“国学热”的提法出现未久，它的动向立即受到各方面的高度注视。1993年秋，汤一介教授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的采访时明确表示，现在不宜提倡国学。1994年夏天他在一篇题为《古今东西之争与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的论文的结尾处提到1993年以来的国学热：“到1993年，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悄然兴起。九十年代悄然兴起的国学热如何走向，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看清。照我看，可能有两种走向，一是能真正把中国传统文化放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中来考察，使得中国文化的真精神和现时代的时代要求接轨，这将是中国文化走出困境的唯一的出路。但是，从历史的经验和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也有另外一种可能，这就是国学热离开了学术的轨道，而意识形态化，从而背离某些学者热心宏扬中国民族文化的初衷。”这种分析颇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一部分从事人文研究而又坚持推进开放与民主的学者面对所谓“国学热”的复杂心情，那种对走向封闭的国粹主义的警惕和把国学热意识形态化的担忧。

而另一方面，汤一介教授所未提及的其他可能境况从1994年的下半年开始也不断地被提示出来。著名的《哲学研究》杂志在1994年的六月号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来自西方的秋波，使穷于经济和政治落后的国粹论者找到了精神自慰的方法所在，他们从韦伯把资本主义兴起归因于宗教伦理的文化决定论中受到鼓舞，热衷于用观念文化来解释东西文化的差异，打中国文化牌。八十年代以来时起时落的文化热以及目前行情看涨的国学热，使东方文化的神话再度复活。”文章严肃提出：“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中国哲学新体系”，“不排除有人企图以‘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文化之外的目的”的警告。把这种提法直接视为将马克思主义与国学加以对立，当然是不适当的，而如果就不能排除的各种可能来看，那么，也使人联想起不能排除的另一可能性，即把马克思主义与国学研究对立起来，重复以往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对“国学”的怀疑和批判。

所有对于“国学”或“国学热”的疑虑似乎都与这个概念带给人的某种“国粹”色彩有关联。那么，就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概念的由来。

“国学”的概念由何而来

“国学”的概念由何而来呢？虽然中国古代已有把设在京师的国家官学称为“国学”的历史，但与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国学”完全不是一回事。这里所说的“国学”一词，应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从日本移借而来的。

日本17-18世纪时发展出所谓“国学”学派，在开始时是以日本古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具体包括王朝时代的历史、制度、文学等研究对象，特别强调古典的语言学研究。和歌学即由此产生。到了18世纪如贺茂真渊，一方面强调用客观的语言学－－文献学的方法研究日本的古典，另一方面也追求阐明古典中的古道。但基本上说，日本的国学是强调对本国古典和古代的实证性研究。日本国学的这种发展，与清代的汉学有一致之处。所不同的是，汉学是要通过中国的古文辞学、古文献学阐明中国圣人之道，而“国学”是强调由日本自己的古文辞学、古文献学来阐明自己的古道（参看源了圆《德川思想小史》第八章）。

二十年代“国学”一词流行颇广，与这一时期的“国故”一词意近而常常互换。早在世纪初章太炎就在日本出版过以几部“国学”、“国故”为名的著作。1919年刘师培、黄侃、梁漱溟等发起成立《国故》月刊社，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同时的新潮社与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虽与《国故》不强调科学精神的追慕国故不同，但都肯定研究国故的意义（参看章清《故适评传》第三章）。胡适把再造文明的任务归结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1922年章太炎出版《国学概论》，到处进行国学讲习活动。1923年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创刊时，任编辑部主任的胡适提出“国故学”的三个努力方向：历史眼光、系统整理、比较研究。同时，胡适和梁启超都为学生开过“国学书目”。做过革命派的章太炎、做过保皇党的梁启超、自由主义的代表胡适对“国学”的概念和国学研究都是肯定的。稍后的学衡派主张的“昌明国故”，其所谓国故亦即是国学。因此，人文学者很少有在一般意义上排斥“国学”概念，或把它看作可疑之物的。

胡适对国学的主张和看法对后来“国学”所涵盖的各学科的发展较有影响。他所强调的是“科学的研究”和“还古人本来面目”，以理解过去的“真意义”。这种客观主义的、实证主义的方法和倾向，促进了人文领域中国近代学术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的胡适特别强调国学是对中国固有学术的一种历史研究，认为这与民族主义的民族精神没有密切关系，这在本世纪的国学家中有似居少数。多数国学大师在从事国学研究的同时，在价值上认同中国文化的价值，并有着由此宏扬中国文化、使之继往开来的愿望。

“国学”概念在今日的运用毫无“可疑”之处

“国学”的概念有什么地方可疑呢？日本十八世纪后产生的国学概念或中国近代移借运用的国学概念已如上述，九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所运用的“国学”可以张岱年先生的定义为代表，1991年3月，他在为自1990年开始组编的《国学丛书》撰写的总序中阐明了“国学”的意义和范围：

国学是中国学术的简称，二十世纪初年，国内一些研治经史的学者编印《国粹学报》，其后，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念》讲演，于是国学的名称逐渐流行起来。称中国学术为国学，所谓“国”是本国之义，这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名称了。

中国传统学术包括哲学、经学、史学、政治学、军事学、自然科学以及宗教、艺术等等，其中自然科学有天文、算学、地理、农学、水利、医学等，其中最发达的是医学，这些都是国学的内容。

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必须对于以往的学术成就进行批判的总结。我们现在研究国学，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中国传统学术的内容，可以说是瑕瑜互见，精粗并存，其中既有符合客观实际的真知灼见，至今犹能给予人以深切的启迪，亦有违离客观实际的谬妄之说。我们研究传统学术，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清除历史上从古流传下来的污垢，发扬前哲已经揭示的相对真理，是我们的历史任务。

现在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方面要将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史昭告年轻一代；一方面要将自古以来中国学术的优秀成果昭告国人，籍以启发热爱祖国的崇高感情。这些有关“国学”的阐发，明白清楚，毫无“可疑”之处。

本世纪早期的国学概念往往被当时的人们片面的理解为，一方面，似乎“国学”只是古代历史，典籍的训诂考据之学，另一方面，“国学”在文化激进主义者看来甚至具有某种崇古的或文化民族主义的意味。而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胡适及其对国学、国故的关注最能说明这一点。即使说当时的国学观念具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的意味，在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的时代也是无可厚非的。

近十年来，“国学”的概念在消失多年之后，开始重新出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这个概念在半个世纪之后的恢复使用，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出于汉语修辞的需要。汉语修辞的简易化、典雅化的要求，使得在出版、编辑、命名等方面，“国学”、“国学丛书”、“国学集刊”、“国学月”比起“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丛书”， “中国传统文化集刊”，“中国传统文化月”更容易被选择和接受 。

近十年来，与文化热兴起相伴而兴的“国学”概念，在直接意义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概念。早在80年代中期汤一介教授等就在南方兴设了国学研究所，筹划出版《国学集刊》　（后改为《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这一方面与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热有关，另一方面也应与摆脱教条主义的僵化束缚，恢复二、三十年代国学研究的学术传统的要求有关。进入90代年，“国学”一辞在民间的使用显著增多，如前述的《国学丛书》、　《国学研究》、《国学大师丛书》等都是90年代初出现的，1992年北京的一些中青年学人还组织了国学研究所，定期研讨中国文化以及与中国文化研究有关的学术问题。

出版物方面的“国学热”原因何在

1989年后的学术出版，除去各种专业刊物外，综合性的中国文化研究刊物或以中国文化研究为主要内容的刊物增加较快。如《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研究院）、　《国学研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国家古籍出版规划小组）、　《中国文化研究》（北京语言学院），以及《学人》、《学术集林》、《道家文化研究》、《原学》、《原道》等。《中国文化》沟通两岸三地，学术、文化有声有色。《国学研究》以厚重和纯学术性见长，《学人》以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为主要取向，兼容东亚的西方文化研究，《学术集林》提倡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而更强调实实在在地探索和研究具体的学术问题。《原学》与《原道》是更年轻的一辈学者所创办，体现了他们致力研究中国文化及其精神的生气。其余各地主办的刊物，不一而足。

就丛书来说，除了80年代上海开始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孔子基全会推动的“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齐鲁书社）等外，前面提到的几种国学的丛书，中目文化书院组编的“神州文化集成”、北京图书馆组织的“中国文化小丛书”等都有一定影响。比较断代的如“中国二十世纪思想文库”、“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以及“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现代新儒学研究丛书”等也未尝不可以看作中国文化出版潮的一部分。正在编写中的《中华文化通志》、《中华大典》等也集中了相当多的学者与人力，受到“盛世修典”口号的激动而纷纷出台。

在中国文化原始材料的新印方面更是惊人。除新编《中华大藏经》继续出版，《道藏》、《四库全书》的大部头影印外，各种佛典近年大量刊印，由地方政府推动的《孔子文化大全》，由企业及外资支持的《四库全书存目》以及《续修四库全书》、《传世藏书》等，或已出版，或在编辑之中，各省出版单位近年在出版本省先贤的遗集方面，贡献颇丰。古籍的今译，在近年更是遍地开花，其中精粗混杂，质量不一，几乎是无所不译。八十年代兴起的实实在在的气功热在九十年代更有发展，各种修炼的宝笈印行甚广，而《周易》与易学借其势尤为流行。占卜、厚黑之书，明清色情文学，以及各种以中国文化为名的辞书、辞典印行量也乘势激增。

形成这样一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1989年下半年以后，在批判全盘西化思潮的政治气氛下，八十年代后期最热的西学译籍的出版，在出版单位的自律之下，必然改变方向。出版界作为一种产业必须寻求其他的市场和出路，同时，在宏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下，各级国营出版单位会努力亲近导向，这就很自然地导致了有关中国文化的原典、资料、辞典的大量印行，另-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影印古籍的价格已可为读者所接受，从而面对中国古文献的巨大市场缺口，影印古籍的迅速增加也就是顾理成章的了。至于大众文化的兴起和扩张，与之相适应的对民间宗教和方术的兴趣的增长，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文化的推扬、对旅游文化的开发，乃至企业家对文化事业的热情投入，就无法一一详加述说了，又由于九十年代以来知识产权的重视和版权公约的参加，相对于西方著作移译的困难和西方文化出版物的疲软，与中国文化有关的读物的增加，就显得更为突出了。

实质性的“国学热”在这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

自然，九十年代思想界也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已一改八十年代激切的心态和反传统的迷思，以冷静和清醒的思考面对文化问题。这不仅是因为文化研究的能量在89年之后必然转移，也确实因为在政治激情消退之后，海内外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文化理论上的严肃论说。活跃于八十年代的中青年学者到九十年代更趋向成熟，对于传统的态度愈来愈多的是深入的研究或同情的了解，同时在教育体制内由前卫青年变为专业化的教授。这使得激进的反传统宣言已不受欢迎。这样一种对于传统的平实的态度在九十年代占了主导地位，逐渐形成了一种对传统不是指摘其缺陷而是寻求其肯定因素的风气。风气所及，不仅30岁左右的年轻学人积极认同于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研究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发扬，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颇为积极地参与中国文化的讨论与交流，1993年春由黄楠森教授主持举办了一次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参加的两岸中国文化研讨会，就是一个例子。

这一切，可以说都反映了一个发展中的社会在历经曲折之后开始显示经济增长背景下民族自信的增强，在这一点上它应当是不受指责的。这种自信乃是现代化工程的必要条件，其意义决非政治性思维所能理解和所能消解。

问题在于，所有这一切，就算是国学热了么（顺便说一句。其实我是更喜欢用“中国文化”而不是“国学”这个词的）？出版文化并不能代表学术研究，这是很明显的，否则，怎么又会有去年《读书》杂志上“人文精神的危机”的讨论呢？

与所谓“国学热”的酝酿相先后，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之后，一场全国性的工商业大潮汹涌而来，这才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热潮，小到北大推倒南墙，大到浦东开发，它的热冲击可以说无所不到。一年后，十四大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肯定了这种发展，并给市场取向的发展赋予了最充分的合法性，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与拥护。而社会转型期的困难也迅速地显露出来，在短短的一二年内，社会文化、教育和知识分子就经历了未曾想见的巨大冲击。商业化、商业文化及其带来的人心的变动，构成了文化与学术的重大威胁。而知识分子的尴尬就在于，他们既全力欢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又要承受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的苦果，一方面要防止回到过去的计划体制，一方面要建立约束市场经济泛化的规范体系，与市场经济对文化的负效应苦苦抗争，以守护文化和价值，使之不应商业化而堕落。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再来看，可知实质性的国学热在这样的时代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一个意义上，1993年下半年对“国学热”，的宣传，恰恰是以市场经济非理性地活跃和商业化影响下的文化失范为背景而产生出来的，这从《人民日报》报道的叙述重点可以清楚看出，其他的新闻稿也莫不如此。1993年的所谓“国学热”现象在此意义上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人文学术对商业冲击的一种抗争，即使是在政府的新闻部门也是把对国学热的宣传作为文化失范下的加强舆论导向的工作。

因此，透过那种表面的“国学热”，便会了解，中国文化的研究其实面临着困境。在经济上，市场取向的工商业发展吸引着社会的优秀人才，使得培养关注传统文化的力量更为困难，也造成了相对于日益发展的出版业和刊物群，研究与写作的生产力的相对萎缩（如果不是绝对萎缩的话）。在政治上，“国学”受到了双重怀疑，一方面被怀疑可能遭意识形态化和国粹主义化，另一方面，被怀疑有国粹主义倾向而侵占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成了猪八戒照镜子。在思想上，在“反封建”这个象征下所代表的自由主义的启蒙心态，和教条主义的封闭心态，对传统始终抱有强烈的戒心和批判意识，而更为流行的功利主义则倾向于把传统和文化干脆排除出视野之外。这表明，国学象五四以来一直遭遇的那样，是处于困境，而远非热点。事实上，这种困境和遭遇对于本世纪来的儒学而言，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

“国学”既然强调“本国”的意义，当然是对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也因此，“国学研究”只是文化中国的诸意义世界的一部分，但中国学者的中国文化研究毕竟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面对现实，国学当然希望淡化对于它的外在炒作和政治性解读；展望未来，国学将从它所受到的各种批评中汲取益处，它也将按照自己科学的、历史的、客观的研究方向继续前进。既然九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平实的态度转向并不是因1993年的“国学热”而引起，那么，也就有理由相信，“国学”一辞带来的各种纠 葛及其消解，不会影响中国知识分子 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和研究。中国文化将承继他几千年的悠久传统，融汇新知，大踏步的迈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