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上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北京大学一批学者在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即“国学”。他们认为研究国学、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基础性工作。北大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北大的好传统，使国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辟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并呼唤着新一代国学大师的产生。

“北大推倒南墙开店！”“北大进军大栅栏！”——曾一度被新闻媒体炒成“热门”，似乎北大的教师在纷纷“下海”。姑不论这些报道是事出有因，还是夸大其词，事实上，像北大这样承担着发展我国科学文化使命的高等学府，却有很多学者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拍击声中，甘于“坐冷板凳”，孜孜以求。北大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们从历史的深处追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源与流，探究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何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以辅助现代化进程。这些却未见传媒提及。

北大文、史、哲、考古等系建立的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机构有8个，去年又建立了“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全校参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已有200多位，其中不少是青年学者，各有著述。近来，他们又打出一面旗帜——“国学”。

“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

今年5月，由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创办的《国学研究》年刊第一卷出版。在出版座谈会上，著名学者季羡林教授说：“能打出‘国学’二字，是很大的勇气！”

“国学”二字盛行于本世纪初至40年代，指对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学术的研究，北大是国学研究的中心。1923年，北大《国学季刊》第一期出版，胡适任主编，封面由鲁迅设计，蔡元培题签，刊出了沈兼士、陈垣、顾颉刚、王国维等人的著作。后来主编换了多人，刊物的出版也中断过几次，直到1950年才停刊。它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包括郭沫若的《中国奴隶社会》等名作，培养了大批学者。1950年以后，“国学”二字废而不用了。再提“国学”，直追前辈大师，确实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在讲究经济效益，文、史、哲等难见经济效益的学科不吃香。这时研究国学，不怕被讥为类似于当年胡适提倡“整理国故”，也是很大的勇气。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这种勇气出自一种责任感。北大的领导和众多的教师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物质文明建设是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其一就会翻车，就不能腾飞。精神文明建设离不开我国的文化传统。所谓“有中国特色”，一个重要含义就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北大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伟大智慧和创造力的结晶。它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凝聚了中华各族人民，支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今天也仍然渗透在现实生活之中，对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深入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繁荣社会主义新文化，提高中国人的自尊心、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等等，都是一项基础性工程。他们认为，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尊为“国学”，并无不当。

北大有着国学研究的传统与深厚基础。中国最早研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陈独秀等，对国学也有精深的研究。章太炎、蔡元培、胡适、刘复、鲁迅、梁漱溟、钱玄同、林语堂、顾颉刚、沈尹默、钱穆、罗常培等学贯中西的大师都在北大任过教；清华的王国维、辅仁的陈垣也在北大兼过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纲》这些国学的开山之作，都是在北大的讲义。后来，北大又有汤用彤、朱光潜、冯友兰、翦伯赞、魏建功、王力、季羡林等国学大师，如今季羡林、张岱年、邓广铭、周祖谟等一批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学者仍然健在。他们培养的不少后起之秀，则成为今日北大文、史、哲各系的学术骨干。北大目前44个国家重点学科中，与国学直接有关的有8个；91个博士专业点中，与国学直接有关的14个，博士生导师达30多位。无论是研究实力还是文献资料，北大在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无疑具有很大的优势。

今日北大的国学研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旧北大国学研究受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种实验主义哲学影响较深。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产生过一批重要成果。50年代后期起，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盛行起来。“文革”中达到顶点，几乎扼杀了国学。今天的情况完全改变了。学者们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又继承了旧北大考据功底深厚的传统。对外开放又扩大了学者们的眼界，产生了新的研究方法。旧北大以考据为主，现在则注重总体研究、多学科综合研究和中外对比研究，研究成果新意迭出。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是这个新气象的集中体现。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奇特而又重要的时期。三四百年间战乱频仍，有30多个王朝相继更迭或相互对峙，可是经济、政治、文化又有重大发展。这个时期是中央行政机构的宰相制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民族融和的重要时期，文化又极其发达，哲学、文学、史学、教育、科技、艺术、宗教等方面均有很多重要的创造，对后代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在今天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还可以辨认出那时的文化积淀。这个时期还有两个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即门阀政治和玄学的盛行。对这段历史，过去研究很不够，许多历史文化现象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北大把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作为国学研究的一个重点，组织了很多学科的专家作多角度的探索，从而形成对魏晋南北朝大规模的综合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成果。从已发表的著作即可概见：历史系田余庆教授著有《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系祝总斌教授著《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哲学系楼宇烈教授著《袁宏与东晋玄学》；中文系教授袁行霈著《陶渊明的哲学思考》；哲学系张世英教授著《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兼析陶渊明的诗》；历史系周一良教授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考古系宿白教授著《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这些著作都有新的视野，各有创见，有的已超过了前辈大师的学术成就。

门阀政治是中国中古史上的重大问题，以往的研究多着眼于婚姻、仕宦。田余庆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落前人窠臼，另辟蹊径。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理论为武器，从重要门阀豪族的政治动态及其与皇权的关系入手，通过一系列重大政治斗争的史实，对东晋门阀政治作了全面分析、考察，得出了科学的结论。他指出：东晋士族门阀阶层是东汉世家大族发展的产物，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所谓门阀政治的实质；大地主庄园经济是门阀政治的经济基础；玄学是门阀政治的意识形态；社会动乱造成的流民武装构成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军事基础；西晋末年少数民族的入侵则是门阀政治形成的外部动因。田先生指出，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中外学者所习称的“中古门阀政治”，实际上只存在于东晋一朝，并不是中国中古史的普遍现象。随着门阀政治的经济、军事基础和豪门大族在战乱中的破坏和败落，低级士族的兴起，东晋门阀政治便衰微了，皇权又在南朝复归。田余庆教授《东晋门阀政治》一书，对门阀政治所作出的科学解释，得到中外学术界很高的评价。

祝总斌教授著的《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也是一部力作。宰相制及其相关机构是中国古代中央国家机器的核心与枢纽，对整个国家和社会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学术界对古代宰相和宰相制有各种说法，常含糊不清。两汉魏晋南北朝是宰相制从三公制向三省制过渡的阶段，这一变迁对认识宰相制的实质非常重要。祝总斌教授在此书内以大量史实为据，指出所谓宰相，必须拥有“议政权”和“监督百官执行权”，缺一不可，这就澄清问题，纠正了许多偏颇、错误的认识。此书从皇权和相权的相互关系着眼，对这一时期和到唐代宰相制的发展、变迁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其是政治制度史有了更为清晰的了解。

这一时期的文学艺术，向来为国学家所关注，尤其是陶渊明的诗作。这位田园诗人的鼻祖，他的诗的艺术魅力使后人倾倒，但又模仿不得。“陶诗好，学不了”，奥秘何在？人们一直在探索。近年来北大学者对陶渊明的研究有了新的视野和新的深度。

中文系袁行霈教授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中指出：“陶渊明不仅是诗人，也是哲人，具有深刻的哲学思考，这使他卓然于其他一般诗人之上。也许因为他后来诗名太盛，反而把他的哲人的光辉掩盖了。”他的诗“常常透露着他特有的观察宇宙、人生的智慧”，这正是陶诗艺术魅力的主要来源。袁行霈教授详细分析了陶渊明对宇宙、人生，包括对生死等问题所作的哲学思考，指出陶渊明一直主张人应保持自然，不被权势、名利所异化；他认为自然是美，自然是化解人生苦恼的良药；因此，他努力探索自然之美，从自然中看到别人看不到的真谛、情趣，并把这些思考融为诗。袁教授指出，陶渊明的思想尽管有消极的方面，但他的思考非常深刻，所思考的问题至今仍然存在，思考的结果达到了很高的境界，表现了他对宇宙、人生的彻悟和很高的智慧，可是在诗中的表现却非常质朴、自然。张世英教授在《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兼析陶渊明的诗》一文中，把陶渊明与这位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作比较，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袁教授和张教授都指出，陶渊明哲学思考的一些结论，国外学者直到本世纪才达到。这证明“陶渊明的意义将日益超出中国的国界，对当代人类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

此外，哲学系楼宇烈教授等对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玄学的研究，也多有创见。可以说，近几年来北大学者把对魏晋南北朝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观念和道德修养学说居于非常突出的地位。尤其是儒家，把个人道德品质的修养即“修身”作为做人的根本，“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其他如墨、道、法、释各家也都有各自的理论体系。今天看来，他们的伦理学说和修养理论各有精华与糟粕。其精华，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灵魂，也是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今天及今后人类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均有现实意义。北大学者近几年来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学说和修养理论作了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好几篇重要著作。哲学系朱伯崑教授的《戴震伦理学说书评》、张岱年教授的《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德力、刚柔的论争》、楼宇烈教授的《儒家修养论今说》等都是这方面研究的重要成果。

《儒家修养论今说》是一篇现实针对性很强的论著。说起修养论，有些人会很自然地想起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曾教育、鼓舞过千百万人的著作，在“文革”中被定为“大毒草”。刘少奇在此书中强调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的必要和重要，并借鉴、引用了儒家关于道德品质修养的论述，构成了该书的“罪状”。错误地对少奇论修养的否定与批判，给社会道德观念和道德教育造成极大的冲击和混乱。后来刘少奇同志的冤案虽已平反，但对他修养论的批判造成的影响至今未能消除，他的论修养也很少有人提起了。几年前，有位学者在北大向学生作了一次关于道德品质修养的报告，大受学生欢迎，纷纷要求他多讲。这位学者说，我讲的有一本书里都有。学生问是哪本书，他说：“是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大学生们为之愕然。

这说明论修养与社会“久违”了，也说明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道德及道德修养的思想不了解，不明白哪些是错，哪些是对，在今天是否有用。楼宇烈教授的研究正是回答这个问题的。

楼教授指出，中国古贤们首先强调把是否具有伦理观念和道德意志最为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基于这种对人的本质的理解，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把人格的确立（以区别于禽兽）和提升（以区别于一般人）放在第一位，因而也就特别伦理观念、道德规范的教育和养成”他指出，古代各学派，不论主张性善还是性恶，都强调环境、师友及父母的言传身教对确立人格和养成道德规范的重要性，也都强调个人的学习和实践，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这就是个人修养既必要又重要的现实依据和理论依据之所在。楼教授指出“文革”中对少奇论修养的批判是完全错误的。楼教授介绍和评价了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其丰富的道德修养理论和实践原则，有文化修养、礼仪风度修养、艺术修养、气质修养、意志毅力修养等等；指出古贤们特别强调实践原则，尤其注意在义利、公私面前要见义勇为，不可见利忘义，要公而后私，甚至要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等等。楼教授说：“物质文明越发达，精神文明越重要，自我修养也就越不可缺少”，主张“在小学、中学、大学都应设立‘修身课’，作为青少年养成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广大职工中也应当广泛地、经常地开展各种职业性的‘修身’活动，作为成人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

张岱年教授在谈到国学研究时说：“国学向来讲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世之学，今天应加上科技之学、艺术之学——”近几年北大的国学研究，确实扩大了研究范围，除了传统的项目如古籍的考订整理，儒、道、佛学研究，小学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等外，还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课题，使人耳目一新。这些新项目有杨辛教授的《泰山美学研究》、吴组缃教授的《<红楼梦>吴批》、乐黛云教授的《中国传统文论术语概念翻译研究》、郑必俊教授的《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妇女》、化学系赵匡华教授的《中国炼丹思想试析》以及地理学家侯仁之教授的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等，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几千年来，泰山的形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一直居有重要的地位。“稳如泰山”、“重如泰山”、“笃定泰山”等成语、俗语几乎尽人皆知；过去人们还把“泰山”作为对岳父的尊称；封建社会的帝王把封禅、祭祀泰山作为国之大事，自己权力的象征；泰山更是很多文学家歌颂的对象，留下了大量佳作名篇。泰山海拔仅1545米，中国比它高得多的大山数不胜数，在“五岳”中它的高度也只居第三，为什么它却能植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深处，至今如此？这是个奇特的历史文化现象，以前很少有人研究。哲学系杨辛教授为研究这一问题，曾14次徒步攀登泰山进行考察。他所著《泰山美学考察》，从审美的角度探索了泰山魅力或“神力”的根源，进而探索泰山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关系，在国学研究中独树一帜。杨辛教授从泰山所处的地理位置、泰山的形体及形体结构层次、泰山的历史文化遗迹等多方面作分析，体验它给人的审美感受。他指出，泰山的美是壮美，它的形体给人以庄严、稳重之感；它地处齐鲁平原，突兀而起，给人以顶天拔地之感；爬泰山，给人以“朝天”的感受，登顶，既观日出，又“小天下”。泰山的壮美能启迪人生、激励人生，它给予人精神上的影响，既是审美的，又是哲理的。泰山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培养了中华民族稳重、庄严、挺拔不屈、阳刚威武的精神，又使中华儿女对它崇敬不已。杨辛的研究为揭示中国人崇拜泰山这种精神文化现象作了令人感兴趣的探索。

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历来是北大国学研究的一个重点，几十年来硕果累累。今天，国内外仍有许多学者在研究，但不少研究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少有新的进展。近年来，北大学者的研究却出现了新境界，有代表性的是吴组缃教授批注《红楼梦》和林庚教授从水浒戏研究《水浒传》。

中文系吴组缃教授是研究宋元明清文学史的专家，批注《红楼梦》是他将要从事的一大工程，称为“吴批《红楼梦》”。谈起这项工作，吴先生说：“一般研究《红楼梦》，大多只是研究它的作者、版本、疑团等等，如史湘云嫁给谁，前80会与后40回的关系等。有人认为这才是‘红学’，而把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成就的研究说成是‘小说学’，这是很荒谬的。版本等问题要研究，但不是主要的。《红楼梦》的价值，正在于它的思想成就和艺术成就”他说，关于这一点，从《红楼梦》产生到现在，虽有人做过研究，但不透、不深，往往是凭印象而不作具体分析。“《红楼梦》像大海中的一座冰山，露在水上的少，藏在水下的多。我想通过具体的批注和品评，揭示《红楼梦》内在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揭示作者高尚的思想境界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就是说要把藏在水下的部分揭示给诗人”吴教授还说：“有人认为艺术就是技巧，这是不对的。艺术中包括思想，没有无思想的艺术”吴先生批注《红楼梦》，不但批注它的成功之处和优点，也讲它的不足之处。

中文系林庚教授在《国学研究》第一卷发表了他的《从水浒戏看<水浒传>》一文，这是近几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篇重要论著。《水浒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一直是水浒研究中的一个热点。据胡适考证，作者为明初的施耐庵，改成100回本的为罗贯中，这虽非定论，但已为很多人所接受。林先生根据元末明初的9种水浒戏与后来的《水浒传》的对比研究，判定先有水浒戏，后有《水浒传》。《水浒传》成书时间应在明永乐末年到嘉靖初的100年间，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元末明初。这样一来，“元末明初”的施耐庵、罗贯中就不可能是它的作者。林先生此文颇有说服力。文中从水浒戏与公案戏的关系及它的历史背景去观察《水浒传》的思想成就。并通过明初百余年间边防上的紧张局势，及《明会要》、《明会典》等论军功条列，说明《水浒传》贯彻中始终“军功”思想的客观基础和它的悲剧性的现实意义，无疑使人们对这部伟大作品加深了认识。

化学史家赵匡华教授对中国道教文化中炼丹术的研究可谓国学中的“科技之学”。他在《中国炼丹术思想试析》一文中，以现代科学的眼光审视道教炼丹术，充分肯定了其中科学的、积极的成分，指出它对古代生命科学、医学、化学、冶金学的贡献，同时又指出它浓厚的神秘主义限制了它对科学的探索，是它未能产生近代化学的重要原因。赵教授的研究颇开人心智，在国学研究中开辟了一个重要领域。

国学的再次兴起，是新时期文化繁荣的一个标志，它将成为我国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础。同时，学术文化兴盛、发达，还须有一个显著标志，那就是不断有大师级的学者的出现。这些大师，应是学贯中西、古今兼通、有国际影响的学者，能成为我国学术文化界公认的代表人物，如鲁迅、郭沫若、胡适、沈雁冰等。科学文化的繁荣，总要呼唤大师的出现。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更要呼唤大师，包括国学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农业科学、医学方面，涌现了一批大师，目前还有一批青年学者有望成为大师，而文科尤其是国学方面却为数极少。本文提到的国学大师，都是解放前成就的。这个现象值得研究。北大的一些领导同志和学者说，这涉及到很多问题，如“左”的思想影响，教育体制问题，学术界的论资排辈问题等，而社会上对文科的轻视是一个重要原因。北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秘书长吴同瑞教授说，“文革”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学部委员，后来成立社会科学院，至今没有学部委员，以前的学部委员也不明不白了。而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已增选了两次。科技方面，国家有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三大奖，而文科却没有这样的国家大奖。北大学者们主张，国学和文科科研队伍要精，摊子不要铺得太大，希望政府、社会集中力量支持重点学科和高水平的研究，从各个方面扶持国学大师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