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沐沙: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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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系读者投稿,并授权发表,在此向作者致谢!

 

太湖三万六千顷 月在波心说向谁

——小言南怀瑾先生与《历史的经验》

 

文/干沐沙

 

2006年,我到南怀瑾先生的故乡温州参加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听前辈说起市委领导赴香港请南怀瑾先生为家乡筹资兴建金温铁路的故事。金温铁路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股份制铁路,建成后南怀瑾先生又如数退出股份,还路于民。当时,我住在单位宿舍,门口有一家书店,某天徜徉其间,无意中翻开了平时略有抵触的一套“大部头”,当下即被其生动平实的文字和深入浅出的论理所吸引。那套书正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南怀瑾选集》。后来,我又陆陆续续看到了周瑞金、朱清时、彼得·圣吉等中外各界人士对先生在传承、推广中华传统文化上的推崇,进一步加深了我对南怀瑾先生富有传奇色彩的经历及其学术思想的探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历史的经验》是南怀瑾先生诸多著述作品之一。这些作品之所以称为“著述”,就是经由他的讲课或谈话整理、修订而成,内容涉及儒、道、佛等传统文化,数量也颇多,单行本多达60余册。先生真正动笔写的只有1955年初版的《禅海蠡测》等几本,用文言文著成。他曾说当时写书完全是为了糊口,且经常引用清人纪晓岚的说法“道理古人都说尽了,再写也出不了古人的范围”。事实上,著述作品可以保持生动性,容易让读者产生较为强烈的场景代入感。这也蕴含了他启发读者自性灵机的苦心。佛教禅宗就非常注重这种教育方法,从大德的角度是一种“方便般若”,以启迪行者“应机顿悟”。《金刚经》即是释迦牟尼佛在一次饭后接引须菩提的对话集,《论语》是孔子传道于弟子的讲录,王阳明《传习录》、柏拉图《理想国》等等亦是如此。

 

我眼本明,因师故瞎

我们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东西方思想交融,各种知识、观点很多,获取也很方便。但正如邓小平同志针对改革开放说的,窗户打开后,新鲜空气进来了,苍蝇蚊子也进来了。不少错误甚至有“毒害”的观念也充斥在所谓的“知识”海洋里。有些是客观上的学养不够、见地不深、滥竽充数;有些是主观上的动机不纯、虚浮迎合、刻意误导。孟子说:“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也提醒我们大家要警惕。禅宗有位祖师开悟之后说:“我眼本明,因师故瞎”,骂他从前的老师指导无方,把他本来清明的法眼给弄瞎了。“名”师并一定是“明”师。故而对知识要有所甄别,针对学习历史、汲取历史经验,其方法本质上就要建立正确的历史观,如此可避免走弯路、邪路。譬如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他就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历史中汲取人生智慧和治国理政智慧。南怀瑾先生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注重实证和运用,其“以经解经”、“前后印证”的研究方法与一般的学术论集也有鲜明的不同。他特别重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且时常直接把原作的重点思想贯穿运用到讲课方式上,可谓独树一帜,让人印象深刻。

 

风月无古今,情怀自浅深

历史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希罗多德说:“太阳底下从来没有新鲜事”。人的思维缺陷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罗尔夫·多贝里在其《清醒思考的艺术》中列举了幸存偏误、过度自信效应、从众心理、互惠偏误等52种思维错误。总体来说,人总是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而且很少有人能够反观自己,即使别人指出了自己的错误之处,也会在稍有自责后即找到为自己开脱的说辞。因此,这些错误,一般人很容易犯,且犯了也不易察觉,还往往坚持这是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得出的“正确”判断。南怀瑾先生在《原本大学微言》一书中,借用明代买卖古董者之话语,来看待人生,无非三件事:自欺、欺人、被人欺!正如资本市场放大了人性弱点,导致交易标的的价格在较短周期内,在相对高低位不断“轮回”,也导致了绝大多数交易者不能盈利。然而,“股神”巴菲特曾说“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正是他摆脱了思维陷阱,“逆向”操作而获得了成功。不仅资本市场如此,人参与的各种社会事务都是如此,只是“显隐不同”、“周期不一”罢了,即所谓“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因此,正确认识“形而上之道”并以此指导实践,是在兴衰更迭中把握自己的关键。在此列举一些浅见。

 

——成事需顺势,不可妄自尊大。“成功学”总是强调“努力就会成功”、“有播种一定会有收获”。试问严冬播种如何收获?1994年下半年,巴林银行的“天才交易员”尼克李森逆势大量买进日经225指数期货合约和看涨期权,又在日本关西大地震,股市暴跌后不断补仓,直接导致这家英国老牌银行破产。2005年,国储唯一有权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的所谓“全球最出色的交易员”刘其兵,逆势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亏损,史称“国储铜事件”。纵观历史,各个领域逆势而动付出惨重代价、顺势而为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胜枚举。《孙子兵法》高度重视大势,在开篇“始计第一”中即指出决定战争胜负需“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庄子》对“借势”也有隐喻,“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不仅战争如此,上至治国理政、下至修身齐家皆适用此法。小米科技的雷军也有名言:“只要站在风口,猪也能飞起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就是要通过巩固领导核心,形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势头。只有自上而下形成了“势”,其他方方面面围绕在其周围共振才能真正形成合力。

 

——唯变是不变,不可刻舟求剑。万事万物都在不断变化,故而《心经》明确指出“诸法空相”。美国著名金融家索罗斯基于对“变化”的深刻认识而提出了“反身性理论”。这套理论多次指导他在交易中胜出,也正是这个理论使他在1997年香港金融战后期能清醒地认识到形势变化,果断止损出局。外交外事工作也必须深刻认识“变化”,始终保持“客观性”,根据国际大势、国内形势,调整确定各种应对策略,也就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学习传统文化典籍的角度来看,战国时期也好,唐宋时代也好,当时的圣贤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存在问题开出的济世“药方”。很无奈的是,有些人基于片面的错误理解或者特殊目的,“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了”。圣贤们也担心人们过于纠结于他们当时应时应势说的话,反而忽视了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释迦牟尼佛说:“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即为谤佛,不能解我所说故”。“智者不言”就含有这层意思,因此“法尚应舍,何况非法”。《西游记》也透露了这一点:无字经才是真经。针对个人如何理解变化,把握变化,南怀瑾先生曾比方说看搭公共汽车的人,第一等人把时间看好了,第一个上车,坐在那里睡觉到终站。第二等人车子来了,排队在中间还可以弄个位置坐坐。第三等人公共汽车快要开了,他才挟个皮包在后面追,眼看着汽车放黑烟,嘟的一声开走了,他还在后面骂,为什么不等他! 

 

——为学需穷理,不可人云亦云。《传习录》载: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先生曰:“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因此,懂得原理、知道由此而产生的关联,就像厌恶臭气和喜欢美丽的颜色一样,一定会做到知行合一。《素问》云“道者,圣人行之,愚者佩之”,《道德经》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愚者”、“下士”正是由于无法深刻理解原理和内涵,不能“诚其意”,故而做不到。毛泽东同志提出“读《红楼梦》,不读五遍,就根本没有发言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强调“学原文、懂原理”,就是要让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到当前的形势,懂得了党和人民的核心利益到底是什么,我们的时代任务是什么,这样一定会自觉团结在党中央周围。真正的学问在最平凡处,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是对学问和圣贤的误解,是学理不通的表现。王阳明先生晚年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很多人将之奉为经典,但很少深入参究,就像很多人把“为善去恶”挂在嘴边,却很少有人真心坚持去做。然而南怀瑾先生在蒋介石极力推崇阳明心学时,在中央军校教学时公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谓之“阳明先生对‘体’、‘用’存在认识混乱”,不是“为善去恶”的真正原理所在,其致知之道可见一斑。也正因为如此,南怀瑾先生能够真正“诚”其“为善去恶”之“意”,且做到身体力行。他耗尽心力“续中华文化的慧命”,除了“修人间铁路”更要修一条“心路”;发起光华教育基金会,资助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在促成两岸对话、南水北调工程中做出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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