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中法文版，均为法国著名学者Catherine Despeux（中文名：戴思博）教授原作。照片由作者提供，编辑插图。作者简介与法文版附后。本文源自南怀瑾学术研究会、南怀瑾文教基金会，作者授权发表。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一九六四年，我十八歲，剛剛高中畢業，面對選擇大學專業的方向，我決定了在東方語言文化學院學中文，同時在巴黎索邦大學進修人類學，一九六七年順利拿到文學士文憑。
在大學期間，因語言交換的機會，得識來自中国台灣的郭為藩先生，這個因緣造就了我日後繼續漢學研究。當時的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的階段，社會動盪，排外情緒及政策都很緊張，外國學生根本無法去中國大陸留學，更遑論以語言進修的理由申請入境。看到我繼續鑽研漢學的決心，台灣的郭為藩先生於是建議我，何不嘗試申請去台灣，在幾位當時留法台灣朋友的協助下，展開了我遠渡重洋的學習生涯。
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得到一年的留學獎金，順利到了台灣，且在台居留更延長到四年之久，在那些年頭裡，因為台灣人的善良與熱誠，得以認識日後對我影響至深的南懷瑾先生，那段歲月，是我永生難忘的美麗回憶及生命體驗。在那裡，所有的人熱切地希望跟我分享他們的中國文化知識，從書法的習作到各種文娛課程，我沉浸在昆曲、古箏、琵琶等等中國傳統文化的氛圍中，過著詩意與人文精神的完美體驗。
在台北跟隨南師的那三年
一九六八年的某一天，一位知道我對佛學有興趣的友人白德厚先生，告訴我當天晚上在台灣師範大學有個佛學講座，我欣然地前往聽講。遠看著講台上的學者，身著長袍，一派溫文儒雅，我專注地聆聽着，但是講者濃重的鄉音，令我在理解上深感吃力，當下想的是，我肯定不會再來了。
到了休息時間，正盤算着如何開溜，沒想到，這位仙風道骨的先生，卻派來了一位女弟子來找我，並建議我坐到前排去，我心裡一沉，完蛋了，這下子跑不了啦！萬萬沒料到，這其實是一個點亮我生命的契機。講座結束後，那位女弟子在陪我回到住處的途中告訴我，今晚主講的先生有一個道場，作為傳授禪修之所，而且，再過些時日，會舉辦禪七，就是七天不斷的打坐修行，而禪修的導師，正是這位南懷瑾先生。就是這個機緣，種下了在日後堅如磐石的師友之情，一直到二零一二年我們的南老師離開人世。
從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間，我在台北的中國廣播公司兼職，這期間我幾乎天天去南懷瑾先生的禪修道場。一九七一年離開台灣後，除了先生旅居美國期間（1985 ~ 1988），我每隔兩年左右就會回到先生身邊，仰霑法喜一兩個月。
在我一九六八年參加過的那個由師範大學舉辦的佛學講座之後不久，禪七的共修在離大學不遠處的一條人煙稀少、卻有點喧鬧的小街上的一個辦公室裡，順利展開了。一開始參與者並不多，大約只有十二個人左右，同班還有另一位西方人羅梅如女士。有別於我認知裡日本禪宗的嚴肅氛圍及規範，我起初很驚訝人們怎麼可以在這個空氣對流不好，又充斥着四、五台打字機發出的噪音的一個小辦公室裡，舉辦禪七呢！心想著，我絕對不可能在如此吵雜的環境裡進入禪修境界的。
儘管起頭的那兩天很困難，在好奇心的驅策下，我還是全心投入學習各種基本練習。那時的我對佛學一點都不懂，再加上南老師的浙江鄉音很重，所以要理解他指定為禪修重點基礎研習的《指月錄》內容，更是難如登天。所幸，在每次休息的時間，大嘴巴的王紹璠總是走近我，耐心地跟我解釋剛剛研讀過的經典要義。我總算定下心來，嘗試著進入這個奇妙的，有著精彩公案的禪修世界。
一開始，南老師給我們一些指導，如參“我是誰”或者“我在哪兒”等公案， 我的思維繞著這些問題打轉，越想心裡越緊張，這慌亂的情緒引起南老師的注意，他發現複雜的思考習慣和緊張的情緒，是我最大的障礙，於是他建議習慣於辯證思維的我和羅梅如，先放棄參公案，而改習默誦心經。一段時間過去，到了下午，我有了幾次感知暫停的體驗，緊張的情緒，複雜的思維，甚至時間的流逝都忘了。我身處於虛空之境，短暫的輕緲且明亮的身心感知。在提醒結束的搖鈴聲中，我慢慢地又回到紛亂的現實之中。經過這次體驗，我發現即使在吵鬧的環境中，禪修也並非難事，因為那些吵雜的聲音與我無關，它們只是無分別地跟我同時存在，我第一次感受到如此的法喜，逕自地自鳴得意了起來。孰料，這其實是一個陷阱，我却耽溺于奇妙體驗，執著于奇異境界的追尋，而難以跳脫。
這七天的修行中，我驚訝地發現，所有共修，無一例外地，陸續體驗了緊張情緒的釋放，通過哭泣抒發了生命底層的苦痛，之後又有如雨過天青般地，精神進到另一個更平靜的境界。
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一種不可思議的喜悅，從此禪修與我的生命產生重要的連結，屢屢因牧牛而找回迷失的心志。
相較於那些只能在絕對安靜的環境中打坐，尋求短暫寧靜的人，我何其有幸，能在吵雜不堪的環境中習禪，而領略到“一切平等本來寂靜，不為諸法所罣礙”，生命中的紛紛擾擾，就在動靜之間自然消退。一直到我一九七一年離開台灣以前，有幸參加了三次南老師所主持的一年一度的禪七。與第一個吵雜的環境不同的是，之後我們有一個寂靜之所。這當中，南老師搬到了師大附近的青田街上，一棟日式的老房子，非常安靜素樸，如同我原本想像的，一個理想的禪修之地。也就在這幾次禪修的機緣中，我得識了葉蔓女士，她總是興致滔滔地敘述著她的照見，而這一切也經常得到南老師的印證，不過偶而也會提醒她“多言無益”。
在每次參加禪七的過程中，內心總是法喜充滿，而不只是精神上的浪漫體驗。遺憾的是後來再也無緣每年參與，這種禪修與平日自修打坐不同，更能進入深切的寧靜。直到有一天南老師告訴我，如果你以為修道就只是打坐，那就錯了。
那段日子，我幾乎每天去青田街找南老師。真心喜歡那個空間，永遠有著賓至如歸的感覺，只要一進門，馬上有人奉上一杯茶，南老師的弟子們，親切地接待著新入門的同修。那個房子的格局是以進門後的中央走道分隔，右邊一間秘書和南老師助理李淑君女士的辦公室，旁邊是南老師的辦公室，在走道的左邊，有另一個辦公室和禪堂，屋後有一個小院子。有一次到了那裡，我逕自往禪堂走，突然有人跟我說“老師要見你”，源於對法國那些高高在上的假道學的成見，我抱著誠惶誠恐的心情去了，卻意外的發現，原來在這裡，只要你有困擾，隨時都可以跟老師提問。就這樣我養成了求見老師的習慣，因為他用盡所有辦法讓我因作繭自縛而緊繃的心得以鬆綁。實際上我還不太敢提問時，往往是他導引話題，再用心地幫我解惑。最令人驚訝的是，他驚人的洞察力，好幾次巨細彌遺地點出我的困境與迷思，在在令我錯愕無言。在對談的過程中，經常聽到“這還不是”，“無須刻意追索”，“一切都在你的內心”，“何須自尋煩惱”等等……
在面談後，老師會請我第二天再來，或邀我和他的一些弟子午餐。一開始，我覺得很奇怪，這完全遠離了我對禪師的主觀想像。在繁忙的活動中，南老師沒有多少自己的時間。所幸在離辦公室不遠，位於信義路與仁愛路街口，有一家他非常喜歡的川菜餐廳，有時老師邀請我和幾位弟子去那裡午餐，有時去中山北路一家高檔的咖啡廳。
又過了一段時間，老師搬到了吵雜的、大樓林立的信義路上，那是一個寬闊而缺乏感性的地方。我後來終於明白，其時他的影響力及活動力正在快速的擴展中。就在搬到信義路的那段時間，他創辦了“東西精華協會”，當時參與創會會議的西方人代表只有羅梅如和我。即使我其實還不太明白協會的創立目標，但是它的成立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不止一次重讀入會規則，這讓我瞭解到，協會的成立，是植基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復興，與道德規範的重建。
（右一：戴思博，左一：罗梅如）
很快的，在這些日常交流中，我感受到了不可思議的作用，他的影響甚至比我們的坐禪練習更有助益，真正的動中之靜，在吵雜的環境中，有更多的機會考驗我們的定力，我們的注意力，這就是南懷瑾先生的傳授之道。在人聲鼎沸的環境中，我們喝著咖啡聊着天，他教我們如何用中醫診斷學，如何察言觀色，時而會提起我們禪話如“萬法本閑，人人自鬧”，或其它詩篇。不知不覺地，我已然進入了中國文化和禪文化的場域中，那些情境已然深深銘刻我心，永難忘懷，因為當下我所有的感官是敞開的，全然的心神如一。
我明白了，禪修者要像蓮花一樣“出淤泥而不染”，更以其葉承接著純淨的露珠，即使生發自污泥，亦能永保純淨之心。在那當下，我向苦痛眾生敞開了心房。
南老師的多方學問
在我離開台灣之前，南老師在信義路開設了私立學院，傳授中國傳統文化課程，如易經、中醫，老子道德經、四書十三經、孔子思想、占卜、古琴、古箏、書法、國畫等等……可惜我已經沒有太多時間參與。南老師的弟子當中有位孫毓芹先生，培育了一些台灣著名的古琴演奏家。我經常和孫先生一起回到他建國路的住處，聽他敘述着他的人生際遇，中國文化典故。偶而和他以及朋友去郊外，他會為我們彈琴，在他的琴音中，禪境的氛圍使我們感受到身心的釋然，那往往是一個忘我的時刻，內外追索已然多餘，琴音與大自然完美的契合，在靜默中滲透身心。再有機會回味這美好時光，是多年以後，南老師安頓于太湖邊，廟港小鎮的學堂，有幸聆聽他的一位年青弟子操縵。
儘管歲月匆匆，禪宗入門的深遠影響，真真切切地為我的台灣留學生涯，留下了深刻的印記。從《指月錄》的註釋導讀，尤其是大禪師悟道的故事和一些深具啓發性的歷史典故。我至今還珍藏著些當年的書本和個人筆記，每當我重讀這些文本和注釋，耳畔依稀還聽到南師那特殊的口音，何其有幸能進入這個智慧的無盡藏！這一切，感謝在我的學習過程中，或有理解障礙，或聽不懂老師的鄉音，那些熱心幫助過我的朋友們。至今仍有一些句子銘記難忘，因為它們深刻進入我內心，例如馬祖禪師與弟子言“僧問：‘和尚為甚麼說即心即佛？’道一禪師曰：‘為止小兒啼。’”，又如“平常心是道”，等等，引發了我對馬祖道一的興趣，後來更翻譯了法文版的馬祖語錄。禪學的一些文本常提到的老婆心，總是讓我想起南老師，是那麼如實的老婆心，無盡的愛與仁慈，就如同我深愛的老祖母對我的恩慈一般。每當我面對南老師的時候，他完全明白我的痛苦和喜悅，我過去的經歷，我的人格特質，他寬廣的心胸，讓我認識到愛之深責之切，必要之處絕無寬容，甚至機鋒當下忒也無情了。
我每天打坐的狀況越來越好，遠比我所預期的，更迅速進入一個思想入靜狀態，甚至連動都不想動，經常就這樣，待起坐時，已經兩個小時過去了。就在那段時間，約莫持續兩個月，南老師每天清晨就會來到我和兩位法國友人的租屋處，和我聊十五分鐘左右的天，或者就在那裡打坐。我能深刻地感受到內在的能量，光明，如是寧靜的輕鬆與自在。有一天，我的心忽然全部都放開了，什麼東西都放下了，我又經驗了第一次打禪七的境界，更純粹的放空，而且感受到對眾生無量的慈悲心，有別於小我情感上的慈悲，那是一種苦難與共，在淚水與歡笑中，我已不再是我。就是這個機緣，讓我明白了為什麼中國人用“慈”和“悲”兩個字來詮釋這種境界。就這樣，我體認了活在“當下”的自在。
在我的生命中，我僅只經歷過兩次，如是同體心的體驗。佛教經典中所倡導的佈施、持戒、忍辱、精進，等等，正是為了開闊本心，以無分別心，無我無他的心理去慈悲眾生。在這當中我看到了當下的真實，也似乎明白了一種理智上難以解釋的，亦即一人得道有助于眾生得解脫。
從此我喜歡上永嘉禪師以理、事的闡述，探討無瑕的禪偈：“夫妙悟通衢，則山河非壅。迷名滯相，則絲毫成隔。然萬法本源，由來實相。塵沙惑趣，原是真宗”，有著很深的相印。
在台灣期間，我有機會學習到一些道教內丹道理，但是更主要的，還是在中醫及易經的涉獵。這些基本認知，為我之後以漢學研究為主的職業生涯，提供了很大的幫助。我研究了道教的氣功、內丹，基礎的道家養生技法，以及練氣的方法。
我理解到了在道教通脈的過程中奇經八脈的重要性，也理解了一些如“精滿不思淫，氣滿不思食，神滿不思睡”的理論。在與南老師討論過後，我明白了兩件重要的事情。其一，不能強迫禁慾，那是對身心健康有害的，因為性衝動和生命力是同根同源的，從這一點來看，弗洛伊德是對的。其二，道教講到還精補腦，並非生理上的精子——所謂後天精，而是所不能間的能量——道教所謂先天精。
在那些跟隨南老師的歲月裡，我在順應曆法及節氣對身心的影響上變得更敏感。南老師曾多次提醒我們，“你們感到情緒低落、感到不舒服甚至自覺愚蠢，卻忽略了這其實是節氣的影響”。他也沒忘記提醒我們，切忌被這些現象所束縛，囚禁自己的心靈，而成為痛苦的奴隸。對易經、占卜與風水的態度亦然，否則就陷入同質的病態。從佛家思想來說，疾病起源於“地、水、火、風”四大失調，通過打坐，我們可以調整疾病狀態甚至自我療癒，而無需依賴號稱有療效的醫療補救。正如南老師常說的，所有非凡的現象都取決於一個人在修道路上的精進，以及入空的能力。
在我旅台期間，幫助我理解藏傳佛教的契機，其實是通過到台灣前已經讀過的，那洛巴圓滿瑜伽六法門。這是一個歷史的傳承，它涵蓋了藏傳佛教的主流與基本法門。我們每天有練氣兩個方法：九節佛風和寶瓶氣，由此，我逐步建立了一條心靈與身體並存的，不存在於西方思維的蹊徑。從佛教理論來說，身心靈應是齊頭並進的，生理上的改變與心理上的變化是互動的 。南老師常說：修道容易，悟道難；悟道容易，證道難；其根本在啟發自我的天性，以臻“明心見性，成佛成道”。
在長達三年與南老師幾乎天天見面之後，我不得不返回法國探望我睽違四年的父母親，同時得面對職業生涯的開端。在一九七一年，我順利地在東方語言文化學院——我幾年前開始學習中文的大學——得到了副教授的工作，然後升等教授。之後，我一直留在這個崗位上，教授現代文學、文言文和中國文化思想史。除了教學外，我還做研究，撰寫關於道教、佛教及中醫的研究論文，直到我退休。這一切都得感謝南老師給我的教導，是他為我打開這扇理論與實踐方法的大門。
何其有幸，在我能夠充分學習的歲月，得遇南老師！回到法國後，我必須面對工作，照顧經常生病的丈夫，養育幼兒和陪伴年邁的雙親，我淹沒在生活的洪流中，幾乎遺忘了曾經擁有過的美麗的寧靜。很顯然的，這種平和寧靜已成夢幻泡影，心經所載“以無所得故，無有掛礙”的境界也已遠去。我曾經想過不要太依賴南老師或許是件好事，我更應該精進自我的追索。但是南老師還總是打電話給我，打聽我的近況，修行有沒有問題，打坐進步了沒有，修道認真不認真等等……企圖拉回我那迷失的心智。
離開台灣後，我差不多每兩年會回到南老師身邊，待上至少一個月，每一次得以重返修煉的正軌，學習新事物，認識台灣和中國大陆政治關係上的演變。每一次總能發現南老師的另一面，至今仍然是不可思議的功德。
與南老師中斷聯繫了幾年，那是他旅美期間，而我也處於在法國的種種羈絆而無法抽身。總算，他在一九八八年回到香港後不久，才有了彌補這個遺憾的機會，我又回到南老師的身邊。也就是這段時間，南老師傳給我準提法，可惜當時的我並未對修這個法感興趣。每次去香港，三至六星期的時間，總覺來去匆匆，在有限的時間裡，心頭總有著無數計劃，而覺得時間永遠不夠用。除了白天的學習，每天晚上眾弟子和南老師吃飯，繼續探討。我起初並未注意這些同修的身份，後來才慢慢明白，其中一部分人其實有著舉足輕重的社會身份。當時被視為國家發展和經濟取向典範的第一個半資本主義企業正在積極建造金溫鐵路……想必他們對當時南老師建造金溫鐵路的計劃，是很重視的，那是中國第一個半資本主義企業所負責，目的在作為國家未來發展和經濟取向的探索，同時也藉由交通條件的改善，起到提高區域性的，包括南老師的家鄉樂清與溫州的經濟狀況。他對家國的一切用心，就如同儒家崇高的仁義胸懷，更符合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對家鄉同胞艱苦經濟條件的同情，或許起於他無法忘懷的，在時代的夾縫中，萬般無奈，辭別親人，隻身到了台灣，闊別四十年後，對家鄉和親人唯一能做的補償心理吧！同時也是他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精神、佛家無我利他菩薩道精神、道家善利萬物而不爭與功成身退精神的實踐。
每一次到香港，總有已經指定了的新文本在探討中，新的事物等著我去發現和學習，但是我却無法參加全部課程的學習，深感可惜且沮喪。所幸，後來這些課程記錄都陸續出版，讓我能在事後補充學習。這真是個絕妙的機緣，能在珍貴文本和中國文化的學習困難重重的情況下，突然之間，一整套的實踐基礎資料、新的法門就在我眼前。但是，就在此時，我的心卻動搖了，我不能一切都修習，怎麼辦？必須抉擇，哪些是適合我的法門，慢慢地，根據遭遇到的困難，心神狀態的散漫或精進，在南老師的多次指導下，我理出了這些不同的法門在我的修行路上的適切性，也逐漸清楚各種法門在不同的情況下能各為所用。在這一個月跟隨南老師期間，他的存在有如一盞明燈，給了我最好的典範。
我記得有一次到了香港，感到身體很虛弱、疲勞且緊張，甚至覺得無法脫離這個生病狀態。經過醫生的診斷，我有嚴重的甲狀腺功能遲緩症，可是我拒絕吃西藥，也不要動手術。西醫責備我對自己的生命不負責任，因為他們是專家，只有他們知道應該怎麼給我治療。我卻偏偏不聽他們的建議。其實，雖然我當時身體虛弱到幾乎無法靜坐的情況下，我還是希望能藉由打坐或其他的方法，找到自我療癒的能量。禍不單行的是，我又被檢查出患有膽結石，這個新狀況更讓我感到危機的壓迫感。所幸，就如同其他大禪師的強大能量，南老師用他殊勝的老婆心護持著我，讓我休息了幾天，給了我幾顆中藥丸服用。七天以後，我開始能打坐，從早到晚幾乎足不出戶。只有到了晚上，他邀集訪客和弟子們晚餐時，我會去參加，聽他們的對話，聽南老師的課。
在我打坐的實踐過程中，他建議我回到禪門的根本法，就是安那般那法門的觀照呼吸。為了幫助我的修習，他開始了每天晚上給所有弟子和偶然經過也有意願聽講的朋友，開講譯自佛陀跋陀羅的《達摩多羅禪經》。我覺得可惜的是，當時因為時間有限，並沒有全部講完。而這艱澀的文本，如果沒有進一步解釋，以我個人的認知，是沒有辦法完全理解的。自從讀了這個經之後，我更進一步瞭解到呼吸的重要性在“息”，就是在呼氣和吸氣的緩衝間，正是徹底放鬆身心的最好時機，也是聚合身心最好的方法。事實上，南老師以前就不止一次跟我們強調呼吸的重要性，也讓我們練習過，但我卻忘了，完全沒有想到要適時正確的鍛煉。一直到身體真的出問題了，才深切地體認到個中真味。
從西方思維來看，身體和心靈是分開的，除了專科醫生是照顧身體的專才，還有心理醫生、心理分析師是針對精神問題的治療。在這段時間裡，每當到吐氣盡頭與吸氣之前，那全然的靜寂，讓我再度體驗到空的感覺，就如同道家所言的“玄竅”，那是一種神妙的開啟，來去無定處。通過觀照氣息的變化，漸入色受想行識五蘊皆空之境，此時敏銳的洞察力與細微的知覺由此生發，這就是所謂的般若，被啓發了的智慧。與此同時，我也找到了自我療癒的契機。就這樣持續了大約一個半月的時間，我畢竟避開了外科醫師想對我身體器官動刀的野蠻行徑，而且在回法國之前完全康復了！至此，我學到了並且相信生命本能的真諦。正如南老師所言，“只需一個小小單元，即使是生命的一小部分，也能起到改變困境的作用，進而恢復健康，繼續好好地過日子”，這一切，是何其珍貴的禮物呀！如此對生命的信念，相近於道家的無為思想，也就是，如果我們回到“玄竅”任其自然運轉，就可以找到自我療癒的功能。誠如“一切六通從三昧出”，唯有身處極致靜定的狀態，才能豁然有所得。這也和一些禪師所說的“了大事”相近，亦即了悟生死。因為悟道捷徑就是放下生身之地，了卻生死，全然無懼，放下，再放下。就在這段期間，有一天，我正在打坐，南老師問我：你怕不怕死？我當下堅決的回答“不怕”。事實上，有別於當時定靜的狀態，現在的我還是怕死的，因為我還沒有真正悟道。
那次居留是一個很重要的階段，我對南老師還是依賴的，經常要求他為我消除心中的困惑。但是他教導我，依靠自身的力量自我成長，找到真正的自在，而變成“觀自在”。他是幫我回歸到內在的真師，真是佛經所謂“大善知識”，對他我永遠有著無比的尊敬和感激之情。我怯于直呼他為師父，因為他常說沒有好弟子就不配這個名號，我就是那個不稱職的弟子之一吧。
忘了哪一年，在香港期間，南老師突然說他可能會去巴黎。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無比的驚喜，只是有點不敢置信，因為他常常突發奇想，令人難辨真假。事實上，那是一個具體的計劃，一九九四年的九月，在一些親近弟子的陪同下，南老師來到了法國，很快地與台灣駐法代表見面。與此同時，中國領導人江澤民訪法，中國大陸和台灣之間的非正式談判，就在巴黎發生。
這一切對我來說，是一個與台灣有關的驚異，這個我一直尊崇的禪師，竟然玩起政治角色，這絕非我所想像中悟道的智者。然而，逐漸地，我意識到那些青史留名的大禪師們不也有這樣的嗎？而在我眼前的南老師，活生生的就如同《大學》第四講所說：“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典範。
南老師在法國訪問的那些日子，最喜歡做的就是漫步于巴黎的大街小巷。還記得，我們一起去參觀了巴黎聖母院，然後去聖路易島附近的一家咖啡館，喝了熱巧克力，還吃了一個羊角麵包。我們坐在露天咖啡座，瞭望着聖母院、塞納河、河上穿梭的船隻和路上的行人。這讓我想起當年在台北的中山北路咖啡店裡的氛圍，南老師邊給我們講課，邊教我們如何在吵雜的環境中，還能一心不亂地，觀察身旁事物。那一天，最重要的回憶，是看到他在吃羊角麵包時的喜悅之情，他還盤算着，回去之前要再去一次那個咖啡店，可惜後來沒時間就作罷了。藉此訪問機緣，南老師受邀在我一位針灸師朋友的工作室裡，做了一個約莫有二十來人參加的講座。在講座中所探討的問題，圍繞在疾病、健康、生命本源的探索，南老師在回應中提到了《入胎經》，同時轉頭對我說，“如果可以把這本經翻譯成法文就太好了”。
回到中國
在一九九四年農曆新年的隔天，南老師回到中國大陸的前幾個月，我接到了他打來的電話。電話那一頭興奮的音調，是我認識他以來從來沒見過的。他對我說：“戴思博，我要回中國了，要在廈門舉辦一次禪七，你一定要來！”他的興奮之情感染了我，當下毫不猶豫地一口承諾。為了能順利成行，我積極在我授課的大學裡尋找代課的人選。出發的日期近了，我先到台灣，和南老師的幾位親近的弟子，以及他的兒子南國熙，從台灣一起出發去廈門。抵達時天氣很好，不冷也不熱，到了海邊，令人激動的，我們能看見對岸的台灣。禪七的場地是由幾位台灣弟子出資，在南普陀寺中建造的一個新禪堂。我對這個新建築感到有點驚訝，它不像傳統的單層方正結構的禪堂，而是由地面層加樓閣的兩層建築。
那是第一次在南普陀辦禪七，但我眼睛所見到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盛況，超過三百多信眾參加，其中有僧侶，尼姑，富人，窮人，老人，年輕人，台灣來的、一般居士和中國大陸的居民，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禪修，聚集在一起。我深深地被感動了，繼而想到，這屬於同一文化體的兩岸，何時能夠和平共處呢？對經歷過抗日戰爭、國內戰爭，被迫離鄉背井的南老師，我知道，這是他衷心的想望。
大約是兩千年前後吧，我聽說南老師原來所猶豫的，考慮南方幾個城市，如四川、上海等地興建學堂的事，總算確定下來了，他選擇定居上海附近，要在那裡蓋太湖大學堂，這些片段的訊息，都是我陸陸續續聽來的。終於我第一次到訪南老師在上海的居所，剛下飛機，已經傍晚五點，還沒時間去向他問安，他倒是催促我來了，說著：“趕快去，趕快去太湖邊看看，我們在那兒蓋大學堂呢”！儘管還在長途旅行後的疲勞狀態，我還是去了，看到那最吸引南老師的，太湖邊上高聳的冷杉小徑。太湖學堂的興建，是他生命中極具象徵性的一件事，他正在重建老式的書院，那些如著名儒家學者朱熹，和無數文人曾經生活過的，中國歷史上最令人讚嘆的書院文化。學院的興建一年一年的擴張，終於有了一個真正的禪修室，我有幸在那靜美的空間裡，參加了一兩次的禪七。
我老早就發現，除了偶爾一碗含有幾塊南瓜的湯和稀飯，已經有一段時間，南老師吃得不多。事實上，他只是把食物含進口中咀嚼，然後由舌尖吐出，一般人就不會發現，他吃的東西極少。我曾經體驗過好幾次道家的辟穀之術，但是都沒能實踐到最後。比較重要的是，有一次在香港，南老師根據孫思邈的藥方（正禪方），為弟子們訂製了一種藥片，作為辟穀期間除了打坐練氣之外的附方，我們同時也服用了一種鹹豆豉。我那一次在香港待得時間久一點，大約有六個星期，慢慢的，我的食慾逐漸降低，心越來越靜，身體的感覺也越來越輕了。我開始對“饑餓”和覺得“必須吃飯”這兩件事的關聯性，產生了探討的興趣。事實上，想吃的念頭是在非自覺狀態中被植入的，因為我們被教導了，如果不吃就會餓死。我必須擺脫這個想法，並且認識到，如果沒有飢餓的感覺，就無需進食。一個月之後，我每天只吃一湯匙的米飯和一湯匙的黑豆，而且感覺精神極佳。可惜的是，回到法國以後，家庭日常的三餐，朋友同事間的邀宴，等等的狀況，卻成為我繼續體驗辟穀的阻力，而我的思維又變得不安定了。其後，在廟港的幾次停留期間，我都重溫這種體驗，沒有刻意地禁食，但是我吃得很少。南老師常跟我談到一個修煉的概念，當“精力飽滿的時候，我們不再想到性；當氣息飽滿的時候，我們不會感到餓；當精神已然飽足了，我們不再感到困”，如此一來，人生的三大難題就都解決了，沒有這些主觀慾望的人，於是能掌握最大的生命自主權。
太湖大學堂的生活節奏非常嚴謹，下午六點整鐘響，所有人魚貫往食堂移動，首先讓出通路給老師入座，在食堂裡通常有七張桌子，每張可以坐上十二個人或更多。依訪客身份人數而定，他們會與老師同桌，或者坐在隔壁桌。那裡的晚餐通常吃得很豐盛，即使並不是很平衡。不過，那幾乎是我在中國吃得最好的地方。我喜歡歐陽哲做的飯， 即使不見得很正統，但是那調味的方法總是令人驚艷，配合著新鮮的食材，真是一種難忘的味覺之旅。
還記得在二零零七年，我帶著幾位法國朋友到太湖學堂，跟老師學習一星期，當時參與的人數只有七人，但是並非所有人都能理解南老師所授予他們課程的價值所在。其中深受其益的，主要有蘇韌屏，一位嫁到布列塔尼地區的太極拳專家（中國女士）。有一天，一位南老師的弟子——宏忍法師在我們晚餐後，南老師請她唱誦華嚴字母，就在當下，我感受到一股巨大的暖流進入整個身體，伴隨著一種難以形容的喜悅，毋庸置疑的，整個聚會沉浸在無限靜寂的氛圍中。這位我在台灣就認識的宏忍法師，是位德行謹嚴的比丘尼，也是我那些年接觸過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一位。無限的虔誠與全然的悲憫之心，她默默地承受着人們對她不公平的對待，而無所動搖。還記得有一位法國阿爾多瓦大學的金絲燕教授，與北京大學湯一介教授伉儷是好友，南老師給她取了一個叫做“小鳥”的綽號，自從參加過這次禪修，她傾其精力，為佛經的法文翻譯，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結束了一週的學習，我們有一小型的音樂晚會。一位經常在船上航行，且吹得一手好口琴的布列塔尼友人Raphael（拉斐爾），給了我們一個充滿歡樂與生命力的音樂饗宴。南老師的弟子，有位琴人，也是茶道專家，為我們帶來一個近晚時分的完美茶席，伴隨著古琴名曲。另一位弟子，現任江西洞山寺住持的古道和尚，為我們演奏了琴簫，還唱了一首非常懷舊而美麗的曲調。就在這當下，我望見南老師的身影，慢慢的消失在這歌聲中。
總結我跟隨南老師的經驗，和這為期一週的禪修課程，我看到了他在百忙之間，不設限地應允所求，因材施教，只有老婆心。他那星期課程，不用佛教經文來教那些經歷重重苦難、既不懂禪修、也不懂中國古代文化的人，分享或許有助於他們餘生的修煉。他用的是道教的《清靜經》，很耐心地等到我把他講的翻成法文以後，才繼續解釋下一句。後來二零一零年，我把《清靜經》翻譯成了法文版。
在南老師身邊最後的日子
二零零九年的秋天，再去太湖學堂看南老師時，也見到了很多我十多年未見面的一些南老師的弟子，其中還有我一到台灣就認識的，與我感情有如親姊妹的李淑君。這一次我發現南老師的身形比起我二零零七年看到他時略顯佝僂，視力下降不少，倒是臉色較不那麼黯淡，雖然還是抽很多香煙。在那個星期的每個晚餐後，他的教學重點是從《入胎經》探討生命的起源，一本他訪問巴黎時就跟我們講過的佛經。在這次逗留期間，他非常忙碌，我很少有跟他對話的機會，不過在或許是唯一的一次對談中，至今仍然深深地感動着我。那一天是十一月二十五號，在我們的交談中，他強調了“沒有其它方法，你要修不修之法，只認得本來面目，放下、放下、再放下”。在那次面談後的三天裡，我完全不知所措，越是想著不修之法的無為情境，內心就更感到煩亂與失落，越是想抓住一個具體的方法。然後，有一天早晨醒來時，當年在台灣初識南老師時，他教我背誦的《心經》，突然“以無所得故……心無掛礙”浮現腦海，就這樣，既無所求，那無盡的煩惱也就消失了。但是，事實上我的煩惱障並未全然得解，因為那頑固的思維還在持續地干擾着我。我逐漸明白，當我提問如何做到無我的境界，南老師回答我的問題時常說的“放下”，放下所執，即是無為，從此在思想與虛空、悟性與自忘間就不再有矛盾。
我記下了那時他在課堂上所背誦的一首“順治皇帝出家詩”：
祗因當初一念差
黃袍換卻紫袈裟
未曾生我誰是我
生我之時我是誰
這一次很特別的是，很多南老師在美國的、台灣的老弟子都到了，讓我隱然覺得異乎尋常，甚至有股奇怪的感覺。
最後一次在太湖學堂和南老師見面是在2011年。我喜歡沿著湖邊的堤岸散步，然後每天去禪堂打坐，那些天人不多，經常只有我獨自一人，而大部分的老弟子都留在自己的房間裡打坐。在此期間，我住在與南老師同一棟大樓的公寓裡，也就是說，我可以隨時去跟他請教問題。但是我感覺他健康不佳，所以也就沒敢去打擾他。而且很奇怪的是，我甚至不知道要問什麼問題。只有一次，我們坐在他的客廳裡，隨便閒聊著。在我住的房間，可以聽到隔壁房間南老師偶而來回走動，去他的藥櫃拿藥的聲音。那期間，我大部分時間都在打坐，覺睡得特別少，有時候南老師會探過頭來問我，“戴思博，還好嗎？”我的回答總是：“是的，是的，我非常好”。那之後幾天，我就回法國了。臨行前，南老師和一位訪客在他的辦公室說話，我不敢打擾他，但是同學還是去告訴老師我要走了，他於是來到院子裡作簡短的告別。他經常說，佛家不講“再見”，安如般若波羅蜜經中寫著“亦無來亦無去”，一切如如，一切是不二法門。正如他所認識的我，是一個容易感傷的人，每次的離別，總是要含淚而去。那是我與南老師的最後一會。
跟隨南老師超過五十年，對我來說，還是不知該如何描述，他那有著深沉的人性思考，却又看似平凡的一切。他有著凡人的缺點，偏好、脾氣甚至任性 ;卻又能以一顆老婆心，無限的溫柔與同情的心，方方面面的關照你；又似乎隨時都能洞悉你的心思，一切就在當下，在一個光明的存在，那個聚合就是一切，自然而純粹。南老師經常說：“你們都要成仙成佛，可是起碼希望你們能先做到阿難的話——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2018年2月12日于法国鄉下）
作者简介：Catherine Despeux（戴思博）教授，法國著名學者，歐洲著名漢學家，1946年7月18日出生于法國巴黎，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ALCO）教授、中文系主任及研究生院院長，法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漢學研究员，法國教育部漢語師資考試委員會主任。從1973-2006年，她一邊教授中國現代語言與文言文，一邊做研究工作，研究範圍主要為中醫學史，道家養生與內丹，佛教禪宗，敦煌資料。她還將一些中國文化經典譯為法文版，如：《陸羽茶經》《張仲景傷寒論》《千金方》《道德經》《清靜經》《女丹書》《無門關》《十牛圖》《圓覺經》《大乘起信論》。她的書與文章被譯為西班牙文、德文、英文、普塔亞文、日語、中文等多種語言版。退休後，她多住在法國西南部鄉下別墅。
戴思博教授將以下南懷瑾先生的著述譯為法文版在法國出版
1978.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xpérience de l’éveil, de Nan Huaijin, Paris, Seuil, 1978.（南懷瑾，如何修證佛法，第一冊）
1994. Nan Huai-chin, Yi king, sagesse et santé, Paris, Guy Trédaniel, 1994.（南懷瑾， 道家易經與中醫醫理）
2015. Despeux Catherine (trad.), Le Sûtra du cœur, commenté par Nan Huaijin, traduit du chinois et présenté par Catherine Despeux, Paris, Les Deux Océans, 2015.（南懷瑾，心經修證圓通法門）
附：戴思博教授《我與南懷瑾先生的相遇》法文版
Ma rencontre avec Nan Huaijin
Catherine Despeux
Mon arrivée à Taiwan
En 1964, j’avais 18 ans, je venais de passer le bac et devais songer à un choix pour poursuivre mes études supérieures. Je décidai d’apprendre le chinois à l’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 et de faire des études d’ethnologie. J’obtins mes diplômes en 1967.
Pendant ces trois ans de scolarité, j’eus la chance de rencontrer Guo Weifan, un étudiant venu en France faire une thèse en psychomotricité. Nous entreprîmes des échanges linguistiques et ainsi naquit une belle amitié.
A la fin de mes études, en 1967, alors que je songeais à faire un séjour linguistique, j’appris que, comme la Révolution culturelle sévissait en Chine depuis environ un an, le pays était fermé aux étudiants étrangers et il m’était impossible d’aller faire un séjour linguistique en Chine. C’est tout naturellement que Guo Weifan me proposa d’aller à Taiwan, ce que je fis, rassurée du fait d’avoir des contacts avec plusieurs étudiants taiwanais qui me garantissaient des appuis en cette terre inconnue pour moi.
Je partis donc un jour d’automne 1967, pour un séjour qui ne devait durer qu’un an mais se prolongea en quatre ans. Ce furent parmi les plus belles années de ma vie, par la gentillesse et la douceur que je connus en ce pays et par ma rencontre avec celui qui fut un soutien ma vie durant : Nan Huaijin. Tout un chacun voulait me faire partager ses connaissances de la culture chinoise : l’un la calligraphie, l’autre la musique du guzheng et du pipa, un autre le chant Kunqu, tel autre l’art poétique, c’était un émerveillement infini.
Avant de partir à Taiwan, je m’intéressais déjà profondément à certains aspects de la culture chinoise, dont la méditation Chan /Zen que j’avais commencé à apprendre auprès de Karlfried von Dürckheim, un allemand qui avait passé plus de dix ans au Japon à pratiquer le Zen 禪. A son retour en Allemagne, il avait établi un petit centre d’études de la méditation et de la psychologie de Karl Yung en Forêt Noire, précisément à Todmoos Rütte, où pour la première fois j’apprenais l’assise en méditation. J’y approchai aussi diverses techniques de relaxation. Un souffle de liberté soufflait et me laissa au cours de certaines sessions un goût tel que je ne voyais pas comment je pourrais désormais renoncer à cette pratique de l’assise en méditation. Une disciple proche de Dürckheim, passionnée par l’Inde, praticienne de yoga, m’introduisit à Paris et en Dordogne à cette discipline du corps et de l’esprit. Le judo faisait aussi partie de mes occupations préférées. Tout cela me motiva, une fois arrivée à Taiwan, pour trouver la possibilité de continuer à apprendre la méditation et à pratiquer des arts martiaux ou des techniques de relaxation.
Par chance, peu après mon arrivée à Taiwan, je rencontrai au cours d’un colloque international sur la sinologie organisé à Taipei et auquel participait le professeur Kristofer Schipper, celui qui allait devenir mon directeur de thèse : Max Kaltenmark. Celui-ci me dit en effet qu’il était dommage que je ne continue pas mes études et fasse une thèse. Après avoir discuté avec lui d’un thème de recherche possible, il accepta que je fasse des recherches sur le Taiji quan, un art martial que je venais de découvrir à Taiwan. Je leur fis part aussi à tous deux de mon désir de pouvoir pratiquer le Chan et d’habiter dans un monastère, à leur grande déception ; eux voulaient m’attirer vers le taoïsme, qui, de fait, deviendra dans mon travail universitaire de recherches, le sujet que j’étudierai le plus.
K. Schipper me trouva finalement un petit monastère non loin de Yangmingshan dans la banlieue de Taipei, sur la montagne, un petit temple d’une dizaine de nonnes dirigé par un moine auprès duquel je pris refuge, un petit temple près duquel se trouvaient les sources chaudes sulfureuses de Beitou et de Yangmingshan dans lesquelles je pouvais donc me baigner quotidiennement. Devant le temple, je pouvais contempler les rizières en terrasse dans lesquelles se reflétait le soleil couchant.
Je retrouvais l’atmosphère des poésies chinoises qui m’avaient tant réjouie : le son de la cloche d’un monastère au couchant avec les reflets du crépuscule rougeoyant sur les rizières en eau. Pourtant, ce séjour ne correspondait pas à mes attentes. La plupart de ces nonnes parlaient taiwanais, un dialecte que je ne comprenais pas. Dans ce temple de la Terre Pure, les nonnes passaient leur temps en dévotion et en liturgie du matin ou du soir, à la récitation des sûtras sur le paradis de l’Ouest, Amitâbha, que j’appris à chanter, à l’invocation d’Amitâbha, mais point de méditation ni d’exégèse des sûtras. Ce n’était pas ce que je cherchais. Aussi mon séjour dans ce temple ne dura-t-il que trois mois. Je me résignai à abandonner mon rêve de vie érémitique dans les montagnes.
Trois ans auprès de Nan Huaijin à Taiwan
Un an plus tard, en 1968, un ami français, Bernard Bador, connaissant mon attrait pour le bouddhisme, me confia qu’il avait eu vent d’un lettré donnant des conférences sur le bouddhisme à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Taipei. Le soir même je m’y rendis. Je vis, sur l’estrade, un homme très mince, élégant, avec une grande noblesse de port, un beau visage, revêtu d’une longue robe bleue comme en portaient les lettrés autrefois. J’étais assise au dernier rang, écoutant attentivement. Mais j’avais des difficultés à comprendre cet homme et son fort accent du Zhejiang. Pour moi, débutante dans la langue chinoise, il était difficilement compréhensible. Sûr que je ne reviendrais pas.
Mais à la pause, ce lettré demanda à une de ses disciples de venir me chercher et me faire asseoir au premier rang : c’était fini, je ne pouvais plus m’échapper, et toute ma vie allait en être illuminée. Après la conférence, cette disciple me raccompagna chez moi. Nous discutâmes tout le long du chemin et elle m’apprit que ce lettré avait un bureau et qu’il enseignait la méditation Chan. D’ailleurs, dans quelque temps, allait avoir lieu une sesshin, soit sept jours de méditation continue. Cet homme, c’était Nan Huaijin. Voilà comment débuta l’histoire d’une amitié infaillible qui allait durer jusqu’à la mort en 2013 de celui qu’on appelait simplement Laoshi, « Maître ».
Les sesshin
De 1968 à 1971, d’une part je travaillais à mi-temps pour la télévision Zhongguang de Taiwan, d’autre part j’allais quasiment tous les jours voir Nan Huaijin à son bureau. La sesshin qui fut organisée peu après la conférence de Shida à laquelle j’avais assistée en 1968, se déroula dans une pièce adjacente à ses bureaux situés non loin de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Taiwan, sur une petite rue pas trop passante, mais néanmoins bruyante. Les participants étaient peu nombreux, environ une douzaine, dont une autre étrangère, Luo Meiru (Myriam Levering). Etonnée déjà par le cadre, moi qui arrivais avec l’image rigoureuse du Zen japonais, et l’idée que les sesshin devaient avoir lieu dans une salle particulière des temples austères avec une discipline de fer et un silence de rigueur, je ne comprenais pas comment on pouvait organiser une sesshin dans un petit bureau mal aéré, avec le claquement des doigts sur les touches d’au moins quatre à cinq machines à écrire vieux modèle dans la pièce à côté, jamais je n’arriverais à méditer dans un brouhaha pareil.
Puis, la curiosité aidant, j’essayai tout de même de me prêter à l’exercice, de toute façon, je m’étais engagée, je perdrais la face à partir maintenant. Les deux premiers jours furent difficiles. Il y avait le fort accent de Nan et je ne comprenais pas grand-chose à ses explications. Je ne connaissais rien au bouddhisme, encore moins aux textes des Annales du doigt qui montre la lune (Zhiyue lu) qu’il utilisait comme support de son enseignement pour cette sesshin. Heureusement, à chaque pause, l’incorrigible et bavard Wang Shaofan, m’expliquait calmement et me traduisais dans un chinois parlé le sens des textes qui avaient été lus.
Je fus captivée, je rentrais enfin dans cet univers magique du Chan, avec ses koans. En effet, Nan Huaijin nous avait donné, au choix, un koan comme « Qui suis-je ? » ou bien « Où suis-je ? »
Je réfléchissais et retournais dans ma tête ce problème, tournant en rond, l’esprit de plus en plus tendu. Mon air soucieux fit que maître Nan m’interrogea sur la façon dont j’essayais de résoudre mon koan et, devant mon discours intellectuel et la grande tension qui était en moi, il comprit que je me débattais sur une impasse. Aux deux étrangères, moi et Myriam Levering, il nous demanda d’abandonner le koan, car, en occidentales, nous restions dans l’intellect et le rationalisme. Il nous fit réciter par cœur, en silence, le Sûtra du cœur, et nous concentrer sur le texte. Peu après, dans l’après-midi, j’eus l’expérience d’un arrêt momentané des pensées, comme une suspension de tout : les tensions, les pensées, le temps. J’étais dans un espace vide, léger, clair et lumineux, puis je revins progressivement dans le tohu bohu de mon esprit. C’est alors que retentit le tintement de la clochette qui indiquait la fin de la méditation. Après cela, méditer en plein bruit me semblait facile, le brouhaha ne me concernait plus, j’entendais tous les bruits ensemble, j’étais contente, fière aussi d’avoir quand même ressenti quelque chose de différent de l’ordinaire. C’était un piège, dont j’eus quelque difficulté à sortir, je recherchais à vivre la même expérience et l’orgueil pointait le bout de son nez.
Ce qui me frappa, au cours de ces sept jours, c’est que pas un d’entre nous n’échappa à un moment où les tensions lâchaient, et où les souffrances s’exprimaient sous forme de pleurs ou de sanglots. Après la pluie… le beau temps, l’esprit était encore plus calme.
Ce goût ineffable d’une joie indescriptible, ce fut le premier que j’expérimentai, mais il resta tout au long de ma vie comme un point de référence, quand je domptais le buffle rétif de mon esprit. Quelle chance d’avoir commencé à méditer dans ce brouhaha, il est tellement fréquent de voir des méditants agacés par le moindre bruit qui les dérange, ils confondent le calme temporaire de l’esprit avec le véritable apaisement, où tout est à égalité, bruit ou silence, n’est-ce pas ainsi le jeu de la vie ?
Jusqu’à mon départ de Taiwan en 1971, j’assistai aux trois sesshin organisées par maître Nan, une par an, mais les deux suivantes se déroulèrent dans un lieu déjà plus calme. Entre temps, Nan Huaijin avait déménagé dans une petite maison de Qingtian jie, derrière l’université normale de Taipei. Le lieu avait des airs japonais et était beaucoup plus calme, plus conforme à mes clichés. C’est au cours d’une de ces sessions que j’eus la chance de méditer à côté de Yeman, une femme qui sans arrêt racontait ses expériences, la plupart du temps approuvées par Nan. Mais celui-ci disait aussi souvent « tu bavardes trop, ce ne sont que bavardages ! »
J’adorais ces sesshin, au point que je regrettai par la suite de ne pouvoir y participer chaque année. Sans doute y avait-il une part d’attachement et de romantisme dans tout cela, mais il est vrai qu’à chaque fois, mes expériences intérieures et ce que j’en tirais me semblait bien plus fructueux que lors de mes méditations quotidiennes. Pourtant, maître Nan me dira un jour : « Tu t’imagines que cultiver la Voie, c’est méditer, tu te trompes ! »
Mes entrevues avec Nan Huaijin
Tous les jours je passais à Qingtianjie. J’ai adoré cet endroit. Il y avait d’abord le salon d’accueil où l’on buvait du thé. Toujours, un disciple s’occupait des nouveaux venus et leur servait le thé en signe d’accueil. Un couloir central séparait la maison en deux. A droite, il y avait le bureau de la secrétaire et assistante de Nan, Li Shujun, et le bureau de Nan lui-même, puis d’autres bureaux. Sur la gauche se trouvaient une salle de méditation et derrière un petit jardin. Je rentrais et j’allais m’asseoir en méditation, puis quelqu’un venait me dire « Laoshi veut te voir ». J’étais très intimidée au début, j’avais tant vu en France de pseudo maîtres gonflés d’orgueil, qui cultivent le fait d’être difficilement accessibles ; là, je pouvais poser des questions, c’était tellement rassurant de savoir que je pouvais questionner n’importe quand si un problème majeur, évidemment, surgissait. Je pris l’habitude de ces rendez-vous, où maître Nan faisait tout pour me détendre, me sortir de mon sérieux qui me coinçait dans ma bulle. Il répondait à mes questions, en fait j’osais peu questionner, c’est plus souvent lui qui parlait, il avait l’art de deviner ce qui n’allait pas, ce qui se passait, avec une précision qui à quelques reprises me plongea dans un étonnement très grand. Souvent, c’était : « Non, ce n’est pas encore cela », « rien de précis à rechercher », « tout est en toi », « pourquoi te compliques-tu la vie ? » Il arrivait qu’il m’indique une heure pour venir le lendemain ou alors qu’il m’appelle pour venir déjeuner avec lui et quelques uns de ses disciples. Je trouvais cela bizarre au début, là aussi très éloigné de l’idée que je me faisais d’un maître Chan.
Puis il déménagea dans un immeuble beaucoup plus bruyant rue Xinyi lu. C’était un lieu bien moins romantique, mais plus grand. Je le compris plus tard, ses activités aussi augmentaient ainsi que son rayon d’action. C’est durant ce temps là qu’il fonda la « Société éclectique Est-Ouest » (Dongxi jinghua xiehui). Pour l’Ouest, il y avait deux occidentales présentes à la réunion de fondation à Taiwan : Myriam Levering et moi. J’étais très impressionnée par la fondation de cette société dont je ne comprenais pas vraiment le but, pourtant j’avais lu et relu le règlement, qui me rappelait ce que je connaissais des sociétés rédemptrices fondées sur la pensé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et une certaine éthique.
Entre ces multiples activités, Nan prenait peu de temps pour lui. Il aimait beaucoup un restaurant du Sichuan, situé au coin de la rue Xinyi lu et de la rue Ren’ai lu, non loin des bureaux. Parfois, il nous invitait avec quelques autres disciples, à aller boire un café dans un des lieux prestigieux et chics de l’artère Zhonghua beilu. Je goûtai très vite la saveur ineffable de ces rendez-vous, au cours desquels j’appris bien plus que dans les moments de pratique de la méditation assise. C’était de la méditation en action, en situation, l’occasion de tester notre force de concentration, notre attention, mais aussi pour Nan Huaijin d’enseigner. Contemplant les gens autour, bavardant et prenant du café, il nous donnait des cours de physiognomonie, de diagnostic de médecine traditionnelle chinoise à partir de l’examen du teint, du comportement, des sons des voix, ou bien il citait un maître Chan « Les dix mille dharma sont oisifs, c’est l’homme lui-même qui se crée des problèmes », ou encore récitait un poème. Imperceptiblement, j’entrai dans la culture chinoise et le Chan, car dans ces moments-là, les choses s’imprégnaient en moi, et je ne les oubliais pas, tous mes sens étaient ouverts, dans une unité de l’esprit. Je compris que le méditant doit être comme le lotus, avec ses racines dans la boue et ses feuilles à la surface de l’eau portant des gouttes d’eau pure, il doit être capable de garder sa pureté dans les endroits les plus sordides et les plus agités. Maître Nan avait commencé à nous introduire aux théories de l’école du Rien que conscience et aux différentes formes de connaissance, dont la sixième, le mental qui, dans l’état d’apaisement devient l’esprit dénué de distinction.
Souvent, dans ces moments-là, mon cœur s’ouvrait à la misère des autres que maître Nan nous apprenait à déceler derrière la façade et l’apparence joyeuse des gens, une compassion naissait, elle ne venait pas d’une volonté de faire le bien des autres et d’avoir de la commisération, c’était quelque chose qui me semblait naître spontanément.
Son enseignement
Pendant mon séjour à Taiwan, ce sont essentiellement les enseignements sur le Chan qui m’ont marquée. Depuis l’explication de passages des Annales du doigt qui montre la lune, notamment ceux de l’éveil des grands maîtres et des histoires les plus édifiantes ; j’ai toujours avec moi mon exemplaire de ce texte, annoté, que je relis de temps à autre, et j’entends encore dans mes oreilles le son très particulier de la voix de maître Nan. Envers tous ceux qui m’ont aidé durant ces cours et ce séjour quand je ne comprenais pas ce que disait Nan Huaijin, j’éprouve une profonde gratitude, c’est grâce à eux que j’ai eu accès à cette littérature. Des phrases sont restées gravées en moi, car elles résonnaient au plus profond, telle cette réponse du grand maître Chan Mazu à un disciple qui lui demandait « Quelle est le sens de la venue de Bodhidharma ? », « C’est pour arrêter les pleurs du petit enfant. » Ou encore « L’esprit ordinaire, c’est la Voie. » Décidément, j’avais un penchant pour Mazu, au point de traduire plus tard ses entretiens en français. Quand il était question dans ces textes du « cœur de bonne vieille grand-mère des maîtres Chan », je pensais immanquablement à Nan Huaijin ; oui, c’était bien cela, une bonté et un amour encore plus grands que ceux de ma grand-mère, une des personnes qui m’a le plus aimée au monde et que j’ai aimée. Quand j’étais en présence de Nan Huaijin, je savais qu’il connaissait parfaitement mes souffrances et mes joies, mon passé, mon caractère et il manifestait une ouverture de cœur telle que je me sentais aimée sans jugement, sans indulgence non plus, car son esprit tranchant était implacable.
Ma méditation quotidienne s’améliorait. Progressivement, j’entrais plus rapidement dans un calme de l’esprit tel que je n’avais plus envie de bouger, le temps passait très vite, deux heures s’étaient écoulées quand je me levais de méditation. Pendant cette période de progression, Nan Huaijin vint pendant environ deux mois me voir chaque matin de bonne heure, dans la maison japonaise où j’habitais avec deux autres étudiants français. Il discutait environ un quart d’heure avec moi, ou restait assis, une assise qui augmentait encore cette puissance intérieure que je ressentais, ce calme, cette légèreté et ce bien-être. Un jour, soudain, tout s’ouvrit et lâcha, je ressentis de nouveau, comme je l’avais expérimenté lors de la première sesshin, mais en beaucoup plus fort, une compassion immense pour tous les êtres, non pas un sentiment, mais une ouverture telle que j’étais un avec tous ceux qui souffraient, je n’étais plus quelqu’un dans un corps, et tout cela me plongea dans un état entre les larmes et le rire, je compris pourquoi « compassion » en chinois a deux termes ci, « amour » et bei « commisération », c’était cela l’amour, la joie et le rire, la tristesse, la compassion et les larmes. Puis, je restai un moment là, ici et maintenant, dans l’instant.
Cet état de ce qui me semblait être la véritable compassion, je le ressentis seulement à deux autres reprises dans ma vie. Ce que préconisent les textes bouddhiques, à savoir développer le don, la patience, la compassion, ce sont des exercices préparatoires à cette grande ouverture et à la vraie compassion dénuée de la distinction moi/autrui. Je pressentais aussi que, ce qui me semblait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intellectuellement, à savoir que lorsqu’on est éveillé tous les êtres sont libérés, j’en avais entrevu pendant ces instants la véracité.
Dès lors, des textes comme celui de Yongjia sur la non dualité entre le Principe absolu (li) et les phénomènes (shi) m’intriguèrent et suscitèrent mon intérêt. J’aimais beaucoup ces paroles : « Lorsqu’on chemine sur le chemin de l’éveil, les monts et les rivières ne constituent plus aucun obstacle, mais lorsqu’on s’égare dans les dénominations, lorsqu’on s’arrête dans les marques, le moindre poil devient un obstacle. La source originelle de toutes choses est depuis toujours la Réalité absolue, et le domaine des méprises de ce monde de poussière est en fait l’éveil véritable. »
A Taiwan, quelques enseignements furent donnés sur le taoïsme, mais surtout sur la médecine et le Livre des mutations. Ces connaissances de base m’ont beaucoup servi quand, plus tard, dans mon métier de sinologue, j’étudiai les techniques taoïstes appelées à l’époque moderne qigong ou techniques d’entretien de la vie (yangsheng) et les méthodes de base pour cultiver sa santé, son corps et les exercices du souffle.
J’appris l’importance des huit canaux extraordinaires et le rôle de la sexualité dans ces pratiques : « Quand l’essence est en plénitude, on n’a plus besoin de sexualité, quand le souffle est en plénitude, on ne pense plus à manger et quand l’âme est en plénitude, on n’a plus besoin de dormir. » Les discussions sur ces sujets avec maître Nan me firent comprendre deux choses essentielles. La première, c’est que l’on ne peut opprimer cette force sexuelle par une abstinence forcée, c’est nuisible à la santé physique et mentale, car cette force sexuelle et la force de vie ont une même origine, une même racine, en cela Freud avait raison. La seconde, c’est que, quand dans le taoïsme on parle de « faire revenir l’essence pour réparer le cerveau », cette essence en question n’est pas le sperme, qui est qualifié « d’essence du ciel postérieur », mais une puissance invisible que les taoïstes appellent « l’essence du ciel antérieur ».
Pendant ces années avec Nan Huaijin, je fus sensibilisée aussi à l’importance de l’harmonisation de son comportement avec le calendrier et à l’influence des saisons sur le corps et l’esprit. A plusieurs reprises, Nan Huaijin disait : « Vous êtes morose, vous ne vous sentez pas bien ! Vous êtes vraiment stupides ! Vous ne vous rendez même pas compte que c’est le climat qui influe sur vous ! » Mais il ne manquait pas non plus de rappeler qu’il ne fallait pas s’attacher à ces phénomènes, sous peine d’en devenir esclave et d’emprisonner son esprit. Même chose pour les méthodes de divination, que ce soit à l’aide du Livre des mutations, ou dans la pratique du fengshui. Même chose dans le domaine de la maladie. Les maladies ne sont que désordres des quatre éléments selon le bouddhisme. Par la méditation, il est possible de remédier à ces désordres et de se guérir soi-même, mais les remèdes médicaux peuvent avoir leur utilité pour un certain temps et dans certaines circonstances, bien que s’y attacher soit une erreur. Tout dépend de sa progression dans la Voie et de la capacité de son esprit à entrer dans le domaine de la vacuité : comme répétait souvent Nan, tous les phénomènes extraordinaires proviennent de la vacuité.
Quant au bouddhisme tibétain, il fut abordé pendant mon séjour à Taiwan à travers l’enseignement des six méthodes de Naropa, dont j’avais déjà lu 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avant de venir à Taiwan. Ce fut un enseignement à la fois historique qui présentait les principales écoles du bouddhisme tibétain, et pratique sur les méthodes de base. Tous les jours, nous pratiquions deux exercices respiratoires appelés le « Vent de Bouddha en neuf sections » (Jiujie fofeng) et le « souffle du précieux vase » (Baoping qi). Du coup se mettait en place pour moi un cheminement dans lequel il n’y avait plus, comme c’est souvent le cas en Occident, d’un côté l’esprit, de l’autre le corps. Corps et esprit allaient de pair, il ne saurait y avoir changement de l’esprit sans modification physiologique, de même que s’attacher aux canaux du corps et à la kundalini sans tenir compte de l’état de conscience est tout aussi dévié ; il est tentant de vouloir jouer avec les sensations du corps, mais on reste dans le domaine du monde de la forme (sejie) selon le bouddhisme. Le but principal restait d’éclairer son esprit pour voir sa nature innée, d’accomplir la bouddhéité, de réaliser la Voie. Nan disait souvent : « Il est facile de cultiver la Voie mais difficile de réaliser l’éveil. Il est facile de réaliser l’éveil, mais difficile d’attester la Voie ».
Les séjours à Hong Kong
Il y eut une interruption de plusieurs années, pendant lesquelles je ne vis plus maître Nan. Ce fut l’époque où maître Nan séjournait aux Etats-Unis. C’est donc à Hong Kong que je retrouvai, plus tard, maître Nan, à partir de 1988.
C’est là que j’appris la pratique tantrique de Cundi, une forme de Guanyin, mais elle ne m’attirait pas vraiment. Chaque fois que j’arrivais à Hong Kong pour un séjour hélas trop court de trois semaines à six semaines au maximum, une fois tous les deux ans, une surprise m’attendait. C’est comme si cent projets surgissaient à la fois, avec des discussions le soir autour de la table auxquelles participaient des personnes dont j’ignorais bien souvent l’identité et dont je compris plus tard en partie du moins, le rôle et l’importance. C’était l’époque du grand chantier du chemin de fer de Wenzhou, première entreprise semi-capitaliste en Chine, entreprise destinée à servir de modèle pour le développement et l’orientation économique de la Chine, mais aussi de moyen de dynamiser la région et le pays natal de Nan Huaijin. Dans cet idéal digne des plus grands confucéens de l’histoire et tout à fait dans la ligne du slogan maoïste « servir le peuple », Nan Huaijin pensait certes à sa famille qu’il avait délaissée lors de vicissitudes de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puis de son exil à Taiwan, mais il pensait aussi à tous ceux de ces régions qui étaient dans la pauvreté.
Au cours de chaque séjour, quand j’arrivais, je découvrais qu’une nouvelle pratique avait été enseignée ou était en cours, de nouveaux textes étaient commentés ; c’était une frustration de n’assister qu’à une partie, mais j’ai vite compris qu’il y aurait une publication et que je pourrais ainsi compléter les enseignements auxquels je n’avais pu assister, c’était un émerveillement de pouvoir découvrir de nouveaux pans de la culture chinoise et de textes au demeurant difficiles d’accès, mais du coup, toute une panoplie de pratiques s’offraient à moi. Certaines de mes certitudes furent ébranlées, que faire ? Je ne pouvais pas tout pratiquer, il me fallait choisir mon chemin, mes méthodes. Petit à petit se mirent en place les différents morceaux du puzzle, selon les difficultés rencontrées, l’état de dispersion de mon esprit ou au contraire les progressions. Selon les circonstances, j’appliquais une méthode plutôt qu’une autre, je commençais à savoir choisir, après avoir été guidé en ce sens à de nombreuses reprises par Nan Huaijin qui, au cours de ce séjour d’un mois, me donnait des indications. Au fond, à chaque fois, ce qui m’importait le plus c’était son exemple, sa présence.
Je me souviens d’un séjour où je suis arrivée dans un état de faiblesse, de fatigue, de tension telles que je pensais être malade et ne pouvoir m’en remettre ; les médecins occidentaux avaient diagnostiqué une hypothyroïdie assez sévère, mais je refusai de prendre les hormones de synthèse ou de subir une opération, déclenchant des injures de la part des médecins me déclarant irresponsable, eux connaissaient leur métier, comment pouvais-je me permettre de ne pas leur obéir ? J’avais encore espoir de parvenir par la méditation et d’autres pratiques à me soigner, bien qu’il me fût alors difficile de méditer.
On m’avait aussi diagnostiqué des calculs biliaires, un sentiment de danger m’oppressait. Avec sa bonté de bonne vieille grand-mère, qualités souvent attribuées à certains grands maîtres Chan, Nan Huaijin me laissa me reposer quelques jours, il me donna quelques médicaments chinois. Puis je commençai une pratique intensive de la méditation du matin au soir, je ne sortais pas de l’appartement, seulement le soir, j’allais au dîner qui rassemblait disciples et visiteurs et j’écoutais les conversations, puis les cours.
Dans ma pratique, il me conseilla de revenir à la base du dhyâna, c’est-à-dire au travail sur la respiration, l’anâpana, et pour ce faire, il commença à donner des cours le soir à tous ses disciples et aux invités qui se trouvaient là et voulaient bien écouter, un enseignement fondé sur le Damo chanjing traduit par Buddhabhadra. Je regrettai que seulement une partie du texte ait été expliqué, car il demeure difficile à comprendre pour moi sans explications. Je compris alors le rôle de la respiration et de son repos, xi 息, comme outil essentiel à la fois pour détendre le corps et l’esprit, mais bien plus encore comme lien et interface entre le corps et l’esprit. Pourtant, Nan Huaijin n’avait cessé d’enseigner l’importance de la respiration et de nous donner des exercices, mais j’avais oublié, je ne pensais pas à les appliquer au moment opportun, il a fallu que je sois acculée pour l’assimiler vraiment.
En Occident, on considère souvent que le corps et l’esprit sont séparés, d’un côté il y a le médecin du corps, le généraliste, de l’autre côté, le médecin de l’esprit, psychologue, psychiatre ou psychanalyste. Au cours de ce séjour, j’eus à nouveau une expérience de ce que pouvait être la vacuité, à la fin de l’expiration, quand tout s’apaise et que l’on entre par ce que les taoïstes appellent xuanqiao, « l’orifice mystérieux », que l’on ne peut situer en un endroit précis dans le corps. Par l’attention à la respiration et à ses modifications, on délie les différents agrégats, l’on a une perception beaucoup plus incisive des mouvements de l’esprit et l’on développe la prajña, cette sagesse illuminatrice.
Cela dura environ un mois et demi, et je repartis en pleine forme. J’échappais à la barbarie des médecins et des chirurgiens qui voulaient couper et enlever les éléments physiques et bien précieux, j’avais compris comment faire confiance à la vie. Comme le disait Nan Huaijin, il suffit qu’une seule parcelle, même infime, de vie subsiste, pour que l’on puisse tout changer, retourner à l’état de santé, et même connaître une belle longévité. Cela aussi, c’était un cadeau magnifique, une perle précieuse. Plus proche de la pensée taoïste du non agir, c’était aussi cette conviction que la vie, si on la laisse œuvrer, sait réparer elle-même ce qui est endommagé. Tous les pouvoirs surgissent des samâdhis, états de concentration et de tranquillité absolue. C’était aussi proche de ce que disent les maîtres Chan : « Résoudre la grande affaire », c’est-à-dire mettre à égalité la vie et la mort. L’éveil, c’est là où on laisse corps et vie, ne pas avoir peur de la mort, tout lâcher, un lâcher prise absolu. D’ailleurs, au cours de ce séjour, Maître Nan me demanda une fois, alors que j’étais en méditation : « As-tu peur de la mort ? » Je répondis sur le champ : « Je n’ai pas peur ». En fait, je crois que j’ai encore peur de la mort.
Ce séjour fut aussi important, car bien que je me sois toujours défiée du rapport maître-disciple asservissant, j’avais régulièrement tendance à être dépendante de maître Nan, à lui demander de résoudre certains de mes problèmes, ce qu’il acceptait rarement de faire. C’est là pour moi la qualité d’un vrai maître, toujours il m’apprit à grandir moi-même, à ne compter que sur mes propres forces, à devenir « libre et souveraine », à devenir « celle qui contemple cette liberté souveraine » Guan zizai, un autre nom de la divinité bouddhique de la compassion, Guanyin. Toujours il m’a renvoyé à mon maître intérieur. Aussi, je ne dis pas qu’il fut mon maître, pour moi il fut mon meilleur ami, un « ami de bien » (shan nanzi) comme on dit dans le bouddhisme, pour qui j’ai toujours ressenti un respect et une reconnaissance sans bornes. J’ose d’autant moins l’appeler « maître » qu’il répétait souvent qu’il n’avait pas de disciple digne de ce nom, et je suis sûre que c’est mon cas.
Le séjour de Nan Huaijin à Paris
Lors d’un séjour à Hong Kong, j’ai oublié précisément en quelle année, ce devait être en 1993, Nan Huaijin me dit : « Je vais sans doute venir à Paris ». Quelle surprise ! Je n’y croyais pas, parfois il lançait des idées en l’air, qui rebondissaient ou pas. Je ne savais pas si c’était un essai pour voir si l’idée prenait, une plaisanterie, ou un projet plus élaboré. En fait, cette fois, c’était sérieux. En septembre, Nan Huaijin mit le pied sur le sol français. Il n’était pas le seul ; il était accompagné de quelques disciples proches et fut reçu rapidement par le représentant en France de la République nationale de Chine (Taiwan). Or, cela ne m’avait pas échappé, dans le même temps, Jiang Zemin était en visite en France et rencontrait le président français ; un épisode des négociations officieuses entre la Chine et Taiwan s’était déroulé à Paris.
Cela avait été une de mes premières surprises à Taiwan, d’apprendre que cet homme, que je considérais comme un grand maître Chan, faisait de la politique, ce n’était pas l’image d’Epinal que j’avais du rôle d’un sage éveillé. Progressivement, je compris qu’il en avait toujours été ainsi des grands maîtres qui ont laissé un nom, et que j’avais là, devant mes yeux, l’exemple même de l’idéal prôné par le livre de la Grande Etude (Daxue) : en se cultivant soi-même, on œuvre pour sa famille, la société et l’Etat.
Pendant son séjour, de temps à autre, maître Nan aimait à se promener dans les rues. Nous avons visité Notre-Dame et ensuite, nous sommes allés dans un café de l’Île Saint-Louis, tout à côté, boire un chocolat et manger un croissant. On était assis à la terrasse et l’on pouvait voir la cathédrale de Notre-Dame, la Seine, les bateaux qui passent et les badauds. Je retrouvai l’atmosphère de nos sorties dans les cafés de Zhongshan beilu, Maître Nan par ses quelques commentaires, nous apprenait à percevoir l’atmosphère générale, à entrer dans un état d’unité et de calme, mais le souvenir le plus marquant fut la joie qu’il manifesta à manger le croissant. Il voulut y retourner avant son départ, mais nous n’en eûmes pas le temps.
Un jour, à Paris, il donna une conférence devant une vingtaine de personnes, dans le cabinet de l’une de mes amies acupunctrices. Les questions portèrent beaucoup sur la maladie, la santé, l’origine de la vie et, dans ses réponses, Nan Huaijin évoqua le Sûtra de l’entrée dans la matrice (Rutai jing), en me disant : « Ce serait bien qu’il y ait une traduction en français de ce texte ».
Le retour en Chine
C’était en 1994, le deuxième jour du Nouvel an chinois, c’est-à-dire en février du calendrier grégorien. Quelques mois auparavant, j’avais reçu un coup de téléphone de Nan Huaijin, tout excité, jamais je ne l’avais vu comme cela. Il me dit : « Dai Sibo, je vais retourner en Chine, j’organise une sesshin à Xiamen, il faut que tu viennes. » Son excitation était contagieuse, je n’hésitai pas un instant et préparai mon remplacement à l’université où j’enseignais pour pouvoir y assister. Nous partîmes ensemble de Taiwan, avec ses proches disciples, son fils Nan Guoxi, et nous arrivâmes à Xiamen. Il faisait beau, ni trop chaud ni trop froid, on apercevait la mer et, plus émouvant encore, on devinait au loin Taiwan. Au temple Nan putuo si où se passait la sesshin, une nouvelle salle de méditation venait d’être construite avec des dons notamment de disciples de Taiwan. J’étais un peu surprise par l’architecture, qui ne ressemblait pas vraiment aux salles de méditation traditionnelles, de plain pied et carrées, là c’est un pavillon octogonal avec un rez-de-chaussée et un premier étage.
Je n’en croyais pas mes yeux, le nombre de participants dépassait les trois cents et, fait remarquable, là, pour la première fois, se trouvaient réunis dans une même activité, moines, laïcs, habitants de Taiwan et habitants de la Chine populaire. J’étais très émue, quand donc ces deux pays relevant d’une même culture parviendraient-ils à coexister dans la paix ? Je savais que c’était un des désirs les plus chers de Nan Huaijin, lui qui avait connu la guerre sino-japonaise et bien d’autres misères.
Puis, un beau jour, autour des années 2000, j’appris qu’après avoir hésité entre plusieurs régions, notamment le Sichuan, maître Nan s’installait à Shanghai et, de là, allait faire construire l’Académie du lac Taihu (Taihu daxuetang). Les informations me parvenaient par bribes. Lors de mon premier séjour chez lui à Shanghai, je venais à peine d’arriver, il était déjà 17h, mais j’eus à peine le temps de lui dire bonjour, tout de suite, il me dit : « Va vite voir, allez va, près du lac Taihu, on est en train de construire une académie. » Malgré la fatigue du voyage en avion, j’y allai et découvris l’allée bordée de grands sapins au bord du lac Taihu, celle qui avait séduit maître Nan. Symboliquement, c’était une étape majeure de sa vie : il reconstruisait les académies à l’ancienne, celles du célèbre néoconfucéen Zhu Xi et de bien d’autres lettrés qui avaient tant participé au développement de ce que la culture chinoise a de plus beau. L’Académie s’agrandit d’année en année. Il y avait une vraie salle de méditation, et je participai à une ou deux sesshin dans cet espace merveilleux.
Je m’étais déjà rendu compte depuis longtemps que maître Nan mangeait très peu, hormis parfois un bol de bouillon avec quelques morceaux de courge, ou un peu de bouillie de riz. En fait, il goûtait les aliments dans sa bouche, avec le bout de sa langue et les recrachait. Beaucoup n’y voyaient que du feu et trouvaient simplement qu’il ne mangeait pas beaucoup. Plusieurs fois, j’avais essayé ces pratiques d’abstinence de nourriture ordinaire (bigu), sans pouvoir aller jusqu’au bout. L’expérience la plus marquante eut lieu à Hong Kong, à une époque où Nan Huaijin avait fait fabriquer pour lui et ses élèves des cachets à base d’ingrédients médicinaux réduits en poudre, selon une recette du célèbre médecine Sun Simiao (581- ?682), comportant entre autres des feuilles de mûrier. Dans le même temps, je méditais beaucoup et faisais des exercices de respiration et, de temps à autre, on mangeait une cuiller de haricots noirs salés cuits dans une sauce de soja. C’était un plus long séjour que d’habitude, je restai six semaines. Progressivement, mon appétit diminua en même temps que mon esprit se calmait et que mon corps s’allégeait, je travaillais sur cette idée de « faim » et de nécessité de manger. Inconsciemment, le réflexe s’était installé car on m’avait tant dit que si l’on ne mangeait pas on mourait de faim ; il fallait que je me débarrasse de cette idée et que je prenne conscience que, si je n’avais pas faim, il n’était pas nécessaire de manger. Au bout d’un mois, je ne mangeais plus qu’une cuillère à soupe de riz par jour et une cuiller de haricots séchés et je me sentais en pleine forme.
Mais de retour en France, devant faire à manger à ma famille, être invitée ou inviter des collègues de travail ou des amis, cette pratique m’était difficile, d’autant que mon esprit redevenait aussi plus agité. Toutefois, pendant plusieurs séjours à l’Académie du lac Taihu, je pus revivre une expérience similaire où, sans parvenir à un jeûne total, je mangeais très peu. Nan Huaijin m’avait souvent parlé de cette conception de l’alchimie intérieure : « Quand l’essence est en plénitude, on ne pense plus au sexe, quand le souffle est en plénitude, on n’a plus faim et quand l’esprit est en plénitude, on n’a plus sommeil ». Ainsi peuvent être résolus les trois problèmes majeurs de la vie. Liberté souveraine de celui qui peut vivre sans ces besoins fondamentaux.
La vie dans ce lieu était très stricte. La cloche était sonnée à 18h pile et tout le monde accourait, laissant Laoshi entrer et s’asseoir le premier à la table. Dans le réfectoire, il y avait en général deux à trois tables pouvant contenir au moins douze personnes. Selon le nombre d’invités extérieurs et leur statut, on s’asseyait à la même table que le Laoshi ou à une table à côté. Le dîner était souvent somptueux, j’ai rarement aussi bien mangé en Chine qu’ici ; mais la cuisine que je préférais était celle d’Ouyang, même si elle était moins orthodoxe ; il avait l’art d’accommoder des saveurs de manière à toujours surprendre, les produits étaient très frais, un vrai régal.
L’année 2007, j’avais amené pendant une semaine quelques français pour rencontrer Nan Huaijin et suivre son enseignement. Il y avait peu de gens, sept en tout, et tous n’ont pas compris la valeur de l’enseignement qu’ils ont reçu. Certains en ont tiré profit, notamment Renping, une chinoise mariée à un français de Bretagne, spécialiste de Taiji quan. Un jour, une nonne disciple de maître Nan, Hongren fashi, était là, au dîner, avec nous et, pour une raison que j’ai oubliée, maître Nan lui demanda de chanter un mantra. Aussitôt, je sentis une immense chaleur envahir tout mon corps, une joie indicible, et de toute évidence, toute l’assemblée était plongée dans un grand calme. Cette moniale Hongren que j’avais connue dès mes premiers séjours à Taiwan, est une des personnes les plus discrètes et qui m’a le plus impressionnée pendant toutes ces années où je l’ai côtoyée. Quelle fidélité et quelle abnégation ! Elle a supporté sans mot dire nombre d’injustices et de brimades de la part d’autres personnes. Dans ce petit groupe de français, était aussi présente Jin Siyan, une collègue chinoise, sinologue et professeur dans une grande ville du nord de la France, très amie avec des professeurs de l’université de Pékin comme Tang Yijie et sa femme Yue Daiyun. Son prénom, Siyan, signifie « Hirondelle de soie » ; maître Nan l’avait surnommée « Petit oiseau » (Xiaoniao). Depuis, elle est devenue une fidèle du bouddhisme, elle s’est donné pour tâche de traduire un grand nombre de sûtras bouddhiques en français.
A la fin de la semaine, il y eut une petite fête de départ. L’un des français, Raphael, un breton qui naviguait beaucoup sur les bateaux et jouait très bien de l’harmonica, nous fit un petit concert plein de gaieté et de vie. Un disciple de Nan, expert en cérémonie du thé et bon joueur de guqin, nous servit une partie de la soirée du thé délicieux, jouant de temps à autre les mélodies connus de la cithare chinoise. Un autre disciple de maître Nan, le moine Gudao, maintenant supérieur du monastère de Dongshan dans le Jiangxi, joua de la flûte droite et chanta un chant très nostalgique et très beau, pendant lequel, tout doucement, Nan s’éclipsa. Je le vois encore partir, discrètement, avec en arrière-fond ce chant.
Je me suis étendue un peu sur cette description, car cela faisait partie de l’enseignement que je reçus auprès de Nan. Il n’hésita pas, à une période où il avait de multiples activités, à répondre à ma demande de faire un enseignement d’une semaine pour des amis. Là encore, avec une patience et un cœur de bonne vieille grand-mère, il se mit à la portée de personnes qui ne connaissaient ni la pratique de la méditation, ni la culture chinoise ancienne, ni les textes bouddhiques, pour leur apporter, à ces gens qui pour beaucoup étaient dans une grande souffrance, des clés, qu’ils utiliseraient ou pas. Tous les après-midi, il enseigna avec patience, car je devais traduire en français chacune de ses phrases ; il prit pour support un très beau texte, faisant partie de la liturgie taoïste, le « Livre du calme et de la pureté » (Qingjing jing) dont je fis une traduction française en 2010.
Dernier séjour auprès de Nan Huaijin
Mon avant-dernier séjour à l’Académie Taihu eut lieu en juillet 2009. Lorsque j’y arrivai, Nan était très occupé, il y avait là beaucoup d’anciens disciples que je n’avais pas revus depuis plus d’une décennie, dont Li Shujun, qui fut au début à Taiwan comme une sœur pour moi. Je trouvai Nan Huaijin encore un peu plus voûté que lors de mon dernier séjour en 2007. Mais son visage avait l’air moins fatigué. Sa vue s’était néanmoins beaucoup dégradée. Il fumait toujours autant. Pendant cette semaine, après le dîner, son enseignement porta sur l’origine de la vie en partant du sûtra bouddhique de l’Entrée dans la matrice (Rutai jing), un sûtra qu’il avait évoqué lors de son séjour à Paris. J’eus peu l’occasion de discuter seule avec maître Nan lors de ce séjour, je crois me souvenir que je le vis une fois, mais cette rencontre fut très émouvante. Lors de cette entrevue, il me dit : « Il n’y a pas de méthode, il faut cultiver sans cultiver, reconnaître cela, lâcher, lâcher, lâcher. » Pendant les trois jours après cela, j’étais désemparée, comment faire pour cultiver sans cultiver, plus je voulais ne rien faire, plus je paniquais et plus j’avais envie de m’accrocher à une méthode précise, de m’y engager à fond. Puis, un matin, en me réveillant, le Sûtra du coeur, celui-là même qui m’avait introduit dans le chemin au début de ma rencontre avec Nan, me vint soudain à l’esprit : « Comme il n’y a rien à rechercher, il n’y a plus d’obstacle ». Soudain bon nombre de soucis et d’efforts lâchèrent. Cependant, je n’étais pas au bout de mes peines, mon esprit obtus voulait absolument intervenir et rester dans le faire. Mais je commençais à comprendre et trouver des éléments de réponse à une question que j’avais souvent posée à Nan : « Comment peut-on cultiver et parvenir à l’éveil avec son esprit et son moi ? » Fangxia, « lâcher prise », dans ce lâcher-prise, ce non-agir, ce wuwei, il n’y a plus de contradiction entre les pensées et le vide, entre les perceptions et l’oubli du moi.
J’avais noté un poème qu’il nous avait récité pendant cet enseignement :
Poème de l’entrée dans la vie monacale de l’empereur Shunzhi
A cause d’une seule pensée initiale,
Il a troqué sa robe impériale pour l’habit de moine.
Avant la naissance, qui était ce moi ?
Après la naissance, ce moi, qui est-il ?
順治皇帝出家詩
祗因當初一念差
黃袍換卻紫袈裟
未生之前誰是我
既生之後我是誰
Je retrouvai là beaucoup d’anciens disciples que je n’avais pas vus depuis longtemps : un disciple américain de longue date, une de ses anciennes disciples avec qui j’avais été proche lors de mon séjour à Taiwan, Li Shujun, et bien d’autres. J’eus un étrange sentiment, pourquoi tant d’anciens amis se trouvaient-ils là réunis ?
Ma dernière rencontre avec maître Nan se passa en 2011. J’aimais à me promener sur la digue qui longeait le lac. Tous les jours, j’allais dans la salle de méditation, mais il n’y avait pas grand monde, souvent j’étais seule, la plupart des anciens disciples restaient dans leur chambre pour méditer. Pendant ce séjour, je résidai dans le bâtiment où Nan avait ses appartements, c’est-à-dire que je pouvais l’interroger quand je voulais ; mais je le sentais fatigué, au fond, pas une seule fois je n’osai aller le déranger, et puis, curieusement, je ne savais plus quelle question poser. Une seule fois, nous restâmes assis, dans son salon, parlant peu, de choses et d’autres. Je l’entendais passer, de temps à autre, pour aller prendre un médicament dans sa pharmacie, près de la chambre où je résidais. Durant ces séjours, comme je méditais beaucoup, je dormais peu, il arrivait que maître Nan passe la tête et me dise « Dai Sibo, ça va bien »? Et je répondais « Oui, oui, très bien ». Quelques jours plus tard, je repartais pour la France. Maître Nan était dans son bureau, en train de parler avec un invité, je n’osai pas aller le déranger, mais Li Sumei alla lui dire que je partais. Il sortit dans la cour me dire un revoir bref. Maître Nan disait toujours que dans le bouddhisme, on ne dit pas « Au revoir », car tout est Rulai, « Ainsi-venu », terme qui désigne le Bouddha. Les textes bouddhiques sur la prajña ou sur la non-dualité écrivent qu’« il n’y a ni venue ni départ », tout est l’ainsité, la non dualité. Et puis, il savait très bien que j’étais très émotive et qu’à chaque séparation, je pleurais. C’était la dernière fois que je le voyais.
Il me fut difficile de revenir sur ces années passées à côté de Nan Huaijin, d’essayer de décrire cette rencontre avec un homme qui d’une part était profondément humain et ordinaire, avec ses faiblesses, ses penchants, son caractère, ses caprices, et d’autre part avait une présence qui, d’emblée vous plongeait au cœur de l’être, qui sur le champ savait tout de vous, un savoir qui vous englobait dans une compassion et une tendresse immense, ce cœur de bonne vieille grand-mère, tout était là, ici et maintenant, dans une présence lumineuse, dans une unité, il n’y avait que cela, comme si le reste n’existait pas, comme s’il ne s’était jamais rien passé. Tout ce que j’ai pu écrire de cette expérience, ce ne sont qu’éclats de verre, comme des étoiles dans le ciel mystérieux. Je me souviens encore, maître Nan nous disait souvent : « Vous voulez tous devenir des immortels, devenir Bouddha, mais ce que j’espère c’est qu’au moins vous serez capable d’appliquer cette phrase du disciple du Buddha Ananda ‟Ne faites aucun mal, adonnez-vous au bi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