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九月底，我有事到香港去，当时李文夫妇一家也在香港。这位从学过南老师的比利时学人李文，在一九八〇年被他们驻北京大使网罗到大使馆工作，四年后又调到香港的比利时使馆，任职文化参事。

听到我来香港，他们邀我到他们山顶的房子去住两天。他们在暑假的时候曾带着两个儿子到美国去看望老师，刚回来就逢到古家俱拍卖，他们花了不少的钱，去买了一张红木的炕床，十分古色古香。

在全部西式的房子及家俱中，放了一张中国古老的炕床，好像忽然身价不凡，又好像中西的协调。就像他们夫妇一样，李文是纯粹的白种人，他太太祁立曼则是标准的中国女性。

他们在山顶白加道所住的房子，是从前嫁给中国人的比利时女作家韩素音所住过的。这个地方风景很美，韩素音的小说被拍成好莱坞电影，也曾在这个房子取景。

为什么要买这么一张床呢？

这夫妇俩的说法很使我意外。他们说，老师曾问香港的情况，表示要来香港看看。他们夫妇认为，没什么好招待老师的，就买一张古老名贵的床给老师用，略尽他们的心意。

老师还没有来，那几天我就先睡这张古董床了，感觉十分稳定与坚固，不禁使我想起童年，也曾睡过这样的床，上面还罩有床帐，睡在里面感觉安全可靠。李文家的这个床，虽少了一个床帐，但也够舒适可人了。

老师是一年多后才来到香港的，就睡在这张炕床上，待另外安置好地方才搬走的。

我在香港的时候，大女儿玲玲从美国到北京去了，她邀我到北京会面。当时我有些犹疑不决，因为台湾并没有开放到大陆探亲，如果有人从第三地到大陆去，回来被发现，就要管制两年不许出境。

内心交战了一些时候，我得了结论，如果这次不去故乡看看，万一我死了，岂不后悔？！所以情愿被管制两年不许出境，决定冒险去北京一趟。

祁立曼好心，一定要陪我一块去，她说有在北京住四年的经验，知道外来人一时不能适应。也幸亏她陪我去，避免了一些尴尬。

那时的北京，全城只有友谊商店有一个简单的霓虹灯，到了天黑以后，全城昏昏暗暗，也没有出租车，只有北京饭店为住客方便设有几辆。公共汽车十一时停止，除了骑脚踏车以外，别无他法。

最妙的是，有一次在商店看见梨子不错，就开始挑捡起来，预备买一些。忽然听见站在里面的售货员大声说：“不许挑！你把好的挑去，坏的卖给谁？”

我大吃一惊。正要说话，祁立曼用脚踢了我一下，我就不敢出声了，忽然惊觉到售货员都是政府公职人员，权力是很大的。我心里想，幸亏祁立曼陪我来了，否则把售货员误认为是服务顾客的人，麻烦可就大啦！

我十月底回到台湾，因为自己粗心大意，在长城照的照片被海关查到了，只好承认去过北京。他们把我带到办公室问话，让我回答印在纸上的问题，记得那些问题有：米多少钱一斤？

人民衣着如何？公车车票价钱多少？等等。

这是十二年前的事，回想起来还真有意思。

回到台湾两个月，在美国老师那边，忽然发生了一桩大事。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