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时期，就在台湾这个小岛上，也有些政治经济以外的事在发生。这类的事情，影响着人心，影响着社会。

一个三十几岁的比丘尼，要在东部花莲建造一家医院，因为那边的医疗设施落后不足，人们常需远赴台北看病。

当她这样呼吁的时候，许多人笑她，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妄想，因为建造医院需要庞大的资金。

这个比丘尼就是证严上人，她廿六岁出家，从师印顺老和尚三年，秉承师父“为众生”的教诲，前往偏远的花莲，开始了她对苦难者的关怀和奉献。

一九六六年，就在大陆“文化大革命”时，她成立了关怀生命、以救助苦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

起初，她只是带领着几个与她有同样慈悲胸怀的家庭主妇，出钱出力走遍偏僻山区，救助贫苦的家庭，替无助的老人洗澡、更衣、喂饭。

她自奉甚俭，绝不经手捐来的善款。她和她的追随者无私的奉献，渐渐获得人们的认同和支持。参加这个以救苦救难为宗旨的慈济功德会的人越来越多，以每月志愿捐款为原则，一元也不算少，十万也不嫌多。

到了一九八六年，她呼吁建造的慈济医院，跌破大家的眼镜，终于落成，在花莲开幕了。

这家医院，秉持“爱的医疗”信念，不管有钱没钱，以救人第一为原则。并且尊重生命，造福社会，打破了世俗不缴钱不看病的陋规。

早在十方书院成立之前，证严的清净自律作风已时有所闻了。南老师时常告诫出家的同学们，时代不同了，寺庙里不像百丈时代的“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自耕作风。如要靠施主布施为生，也是不合潮流的做法。况且佛教传统有句话：“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此生不了道，披毛带角还。”

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寺庙里的饭是那么多人的供养，如果修行未成，下辈子要变牛变马偿还的。

所以老师常鼓励出家同学们去学一技之长，赖以维生。施主的钱只能做利益众生的事，不能为自己私用，因为将来是有果报的。

听说早期的证严上人还做些手工出卖，赚取自己的生活费。老师鼓励大家要学证严上人的自律作风，才是修行人的本色。

后来许多出家同学到厦门大学中医特别科学习，也就是这个道理。

在老师开课的时候，也偶有年轻出家人，对于出钱买书有些怨言，因为出家人到处都受优待，不必付费之故。

对于这种想法，老师在上课时公开告诫他们说：“出家未久，有没有一点成就还不知道，却认为别人都应该供养自己，修行上首先要戒除这种贪念。”

许多从学老师的出家人，在取舍之间，颇能遵循老师的教道，并在戒除私欲方面策励自己。

说到这里，使我回想起洗尘老和尚曾说过的话。那年他从香港来台湾几趟，是为了聘请老师担任能仁书院院长的事。在晤谈中，他忽然说：“南老，你信不信？出家人中间还有不信因果的。”

南老师回答说：“我绝对相信，是有这个情况。”

对于这个一问一答，在旁边听到的我，心中有些奇怪，也不明白其中的真意。后来就问老师，洗尘老和尚所说的话究竟是什么道理。

老师说：“洗老是叹息，平常人不信因果不足为奇，但是佛法是以三世因果、六道轮回为基本的，既出了家，而不信佛法的因果，岂不荒唐？”

我更奇怪了，又问道：“怎么知道他们不信因果呢？难道他们会自己说不信因果吗？”

“看他们的行为呀！他们所做的事，所说的话，都是以为没有果报的。事实上，连每人心中所想的，也都是有果报的。如果真相信了因果，自然不会也不敢做那些不该做的事了。所以说，从他们的行为来看，知道他们是不信因果的。”老师这样回答着。

他又引述一个笑话。台北市善导寺的演培法师曾说：“现在的情形是，居士怕因果，因果怕和尚，和尚怕居士。”

有一回，行廉姐在苗栗法云寺附近的山坡上买了一处农家的房子，她对老师说，想把这个房子整修一下，给修行的人提供一个地方。老师听了，立刻反问她：“谁修行呀？要修行随处都是地方，先把自己的念头管好，把自己的行为管好，先做一个像样的人，减少恶念恶行，行住坐卧只有善念，才算是真修行的初步。”

行廉姐听了，傻傻地看着老师，无言以对。

再看证严法师的行径，激发了太多人的善心，慈济的力量更加壮大，紧急救助遍及全世界。她领导着慈济功德会不涉入任何政治，但以救助众生的苦难为目标。她的言行感动了国际，许多奖项都肯定了她的作为，如菲律宾麦克塞塞奖、世界国民外交协会的艾森豪奖，台湾所颁给她的奖章更不计其数；香港中文大学在一九九三年还颁给她荣誉博士学位呢。

其实，这些年来的台湾佛教界，也有些是很正派地在运作着，不论在学术上、教育上或传法上，也都能严守原则。在多数假借宗教之名胡作非为的台湾今日社会，可喜的是，仍有少数清流在教化着愚昧的众生。

◎ 本文选编自东方出版社出版的刘雨虹先生著《禅门内外——南怀瑾先生侧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