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的“天人合一”之道

 张践

几年前，笔者写过一本儒学普及方面的教科书《中庸教师读本》，在写作的过程中，笔者拜读了南怀瑾老师的大作《话说中庸》，深受启发。先生广博的学识、深刻的思想、丰富的生命体验，毕生的道德行履，都给了我巨大的启发。现在将自己的一点心得贡献于此，就正于方家，也是在先生殿堂交上的一份作业。

儒家经典《中庸》开明宗义的第一句话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句话不仅是这本书的宗旨，而且也是儒家哲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因此受到历代大儒的重视，也是今天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必须深入研读的重点。由于《中庸》首句非常凝练、深邃，含有丰富的哲理，因此仅仅从字面上解读，往往会不知所云，甚至导致望文生义的曲解。南怀瑾老师倡导的“以经注经”、“以史证经”的方法，是我们学习传统文化的可靠方法和简单捷径。我们故必须联系儒学从孔子到子思，从子思再到孟子发展的总体进程来理解《中庸》。《中庸》一书的作者是孔子的嫡孙子思，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他们之间思想发展一脉相承。

什么是“天命之谓性”？字面的意思就是人性来自上天，上天赋予了人们善良的本性，人性就是天命的体现。子思讲得比较抽象，单纯从这几个字难以理解。孟子作为子思思想的继承人，发挥了老师的思想，提出了“性善论”的观念。他说“仁义礼智，非由外烁我也，我固有之。”（《孟子·告子上》）“仁义礼智”就是上天赋予人的“美德”，并非后天学习获得的。何以证明这些美德是上天赋予的呢？孟子对此提出了深刻的心理学证明。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也就是说，人并不是生下来就具有仁、义、礼、智等善良的美德，而是具备产生这些善良道德的基因和能力，也就是“端点”。人没有对他人的“恻隐之心”，就不会产生“仁者爱人”的崇高道德；如果没有面对社会不良现象的“羞恶之心”，就不会知道什么是道义，什么是不义；如果没有对他人的“辞让之心”，就不会产生劝人礼让的礼义；如果没有判断道德善恶的“是非之心”，也就没有任何社会公理可言了。

那么又如何证明这“四端”是天命赋予我们的每个人呢？孟子举了一个生动的心理学例子证明“恻隐之心”的存在。他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孟子·公孙丑上》）人们见到一个素昧平生的幼童在井边玩耍，将要落入井中，就会本能地产生内心紧张、痛苦、隐隐作痛的感觉，这就是“怵惕恻隐之心”。“怵惕”指人的心脏感到被人紧紧抓住，阵阵疼痛的心理感受，“恻隐”则是同情、爱怜、希望帮助他人的冲动。当然今天的社会“井”已经难得一见了，可是大家可能都有在路上见到“车祸”、在医院见到危重病人吧？难道你的心里没有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吗？这种“怵惕恻隐之心”，就是儒家“仁爱”的心理基础。有了这样的心理基础，我们才会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按照自己内心深处的“善端”去做，就是“率性之谓道”了。孟子在讲“恻隐之心”的时候，特别注意排除了社会功利、名誉的目的。人们见到一个幼童即将落入井中，跑上去营救的动机，绝对不能是“内交于孺子之父母”的利益索求，也不是“要誉于乡党朋友”的名誉渴望，更不是“恶其声而然”的生理厌恶，而仅仅是出于对于同类受难的同情。这种同情心不是什么唯心主义、先验论，而是人类几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患难与共，守望相助而形成的，不忍见到同类受难的“潜意识”。即使动物也有“物伤同类，兔死狐悲”的现象，何况人乎？这就是潜隐在人类心灵深处的最真诚、最善良的“本性”。南怀瑾老师指出：这种本性就是西方哲学家伯格森所说的“直觉”、“直观”，率性而为不是胡作非为，而是心无旁骛，依据“率尔心”的生命直觉。“所谓率尔心，就是平常在不思不虑平静的心境中，无缘无故，突然升起的一念初心。”这种“初心”就是上苍赐予人们的绝假纯真的善心。

既然人都有善良的本性，那么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坏人呢？主要就是受到了物质利益的诱惑，遮蔽了人心中的“善端”。如“内交于孺子之父母”、“要誉于乡党朋友”之类。近些年在我们身边频繁出现的“老人摔倒扶不扶”的新闻，往往就是这种物质考虑太多的表现。虽不图老人子女的物质报答，至少也会担心一旦误会产生的巨额医疗费用，结果就变成了“老人变坏还是坏人变老”的推诿。而那些义无反顾地扶起老人的人，事后不管是否出现了赔偿要求，他们面对新闻媒体采访的时候，回答从来都是：当时什么也没有想，只是感到作为一个人就应当这样做。这样的回答，就是出自“善良本心”的“率性而行”，其结果就是符合“天道”、“人道”的义行。

而弘扬这种人性内在的善良，鼓励人们按照内心的指引“率性而行”，就是我们的社会所需要的教育、教化、教养，也就是《中庸》首句的“修道之谓教”了。儒家一向重视对于社会的道德教化，认为这是政治的根本。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一个社会不能仅仅用刑罚来治理，这样即使在警察管得到的地方不出现犯罪，但是民众并不知道耻辱，一旦没有人监管仍然会产生犯罪行为。只有进行了道德教化，又用社会礼乐制度进行约束，民众才能知道耻辱，建立道德自律，使社会出现长治久安的状态。所以儒家大力提倡教化，《礼记·学记》说：“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道德教化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要务。

那么人们在学习中应当如何找到自己心中的善心、善性呢？思孟学派提出了一种根本的方法——“反身而诚”，即深刻地反思自己的内心的真实想法。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诚是领悟天性的方便法门。”《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忠恕之道”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根本思想方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指针。什么是“忠”，朱熹说“尽己之心谓忠”，就是彻底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尽己”是“推己”的根据，“尽己”不彻底，“推己”就有虚假的成分，行动就不会是真诚的，也不会到达预期的目的。那么“尽己”如何才能彻底呢？这就是那个“诚”字了。即自我反省需要真诚，自己不能骗自己。这个过程都是自己内心进行的，别人无从知晓，稍稍有所保留也不易被发现。但是自己骗不了自己，反省自我是否真诚？是否留了余地？因此要想保证“忠恕之道”的效果，关键就是一个“诚”字。

一旦完成了“反身而诚”的过程，就认识了自己的本性、可以去了解“天命”了。《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中庸》的核心主题之一是“率性至诚”，讲“天命之谓性”。这一段则是讲圣人如何率性而行，从而达到了解自己的本性，了解天下众人的本性，了解万物的本性，最终达到参与万物化生过程，成为与天地并立的一极。“参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说是对人发挥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的一种最高的表达。本来客观世界是有其自身规律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但是人一旦认识了客观规律，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参与自然的生长变化，甚至改变自然原有的运动。这种“参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的境界，也就是在宇宙之间掌握了行动的自由，成为天、地、人三极中的一极，实现了“天人合一”，如孔子所说：“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冯友兰的“天地境界”，马斯洛的“自我实现”。

子思揭示了中国哲学所谓的“内在超越”路线，从“天命之谓性”开始，经过“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反身而诚”、“尽性知天”、“参赞化育”而达到“与天地参”的境界。中国儒家文化是一种“道德楷模型”的文化，不是依赖外在神或先知的启示，而是依赖人自身的内在反省达成“成贤”、“成圣”的水平。《中庸》一书用简练的语言为儒学勾勒了这条内在超越的路径，因此受到后辈儒生的重视，将其提升到儒家《四书》之一。《中庸》也是今天我们学习儒学、提升道德水准的重要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