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这部著作是根据他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六年几次讲解《论语》的记录整理而成，“起初，完全是兴之所至，由于个人对读书的见解而发，并没有一点基于卫道的用心，更没有标新立异的用意。”他自谦对《论语》所做的解读，“只是因时因地的一些知见，并无学术价值。况且‘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更谈不到文化上的分量。”他特别声明：“书定名为‘别裁’，也正为这次的所有讲解，都自别裁于正宗儒者经学之外，只是个人一得所见，不入学术预流，未足以论下学上达之事也。”

但是，这篇前言又清楚说明：“今古学术知见，大概都是时代刺激的反映，社会病态的悲鸣。”尽管作者认定，最终“能振衰补敝，改变历史时代而使其安和康乐”，只能依靠“实际从事工作者的努力”，而本书“振衰补敝，改变历史时代而使其安和康乐”的真正旨意却不难由此窥见。

重读《论语别裁》，首先不能不为之深深震撼的，是南怀瑾先生发自内心的巨大的人文关怀。

二十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正是台湾经济开始全面转型和快速发展的时期。先是依靠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数众多的家庭手工急速发展成后来的“中小企业”，并开始进军国际市场，经由外销拓展，迅速提升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与之俱来的是人们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极大变化：人们竞相追求利益最大化，竞相崇尚科学至上主义、技术至上主义、个人本位主义，耽迷物欲，生活越来越实利化、功利化，人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原子化、契约化。

正是针对这一切，南怀瑾先生带领人们重读《论语》，重读中国古代儒、释、道各种典籍，引导人们关注人的内心，关注人的修养，关注人伦世界，关注人文教化，重新思考人生价值。

《论语别裁》不是象牙塔里不食人间烟火的逐字逐句精密的考校疏证，它处处体现着对现实世界的深切关怀，和芸芸众生生活与命运紧密相连。

包括台湾在内，整个中国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转变，都是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和全面示范下开始的，是典型的外铄型。如何由外铄转向内生，使现代文明和自己的历史紧相连接，从中获得源源不绝的内在动力，择定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在努力进行艰难的探索。

《论语别裁》和南怀瑾先生的其他一系列著作，一直努力在传统中发掘其所蕴含的现代性，在现代性中发现它们的历史渊源，揭示这两者之间历时性和同时性密不可分的一体化品格，引导人们在走向现代时不忘自己的历史，在回溯自己的历史时不忘走向现代，在接受西方文明影响时不忘本土根基，在坚守本土根基时不忘主动积极地吸取世界各种文明的精髓。这是《论语别裁》和南怀瑾先生的其他一系列著作又一重大的具有原创性的学术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