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孔子学说，推崇我们中华民族远古以来的祖先，初由原始生活时期到达母系社会，再转变以男性为主的族姓宗法社会。又经历夏、商两代，到了周朝文、武、周公时期，才正式建立起天人之际、人伦文化的规模。这是有关周公制礼，规定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建立分封诸侯联邦政体的封建制度，以及全民社会的生活规范，资料统在《周礼》、《仪礼》两部书中。

“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这是“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一节的补充。所谓“继绝世，举废国”，以及“治乱持危”的理念，就是中国文化中对国际和平共存的传统信念。从西（公）元前二三五七年唐尧以前开始，已达四五千年不变。如果要正确研究，必须从《尚书·尧典》和《春秋·公羊传》、《论语·尧曰篇》等资料来说明，才较明白。但在上古史上，真能实施这个政治理念的，唯有周朝建国之初实行分封诸侯、“兴灭继绝”的作为，最为明显。

例如《尚书》首篇《虞书·尧典》，记载唐尧的王道政治所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论语·尧曰篇》则说：“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春秋·公羊传》僖公十七年，记载齐桓公的霸业，也说“桓公尝有继绝存亡之功”云云，这都是说明“兴灭继绝”、“治乱持危”，是中国传统文化王道或霸道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并不是像秦汉后那些假借仁义实行家天下帝王的霸业那样，是以诛灭九族、赶尽杀绝为能事的。

在东西方人类历史上，最明显的史实，是周朝的建国，领导固有的八百诸侯革命，推翻了殷纣危乱的政权，重新分配诸侯的治地，组成一千多国的联邦政体。诸侯则各自为政，分治其国，只是拱奉周朝为中央政府的共主。但中央共主周朝的治地，也不过是“邦畿千里”而已。至于各诸侯国的治地，大的不过百里，小的不过数十里，这就是周制“治乱持危”以后的约略情况。而历史记载，周初“大封建诸侯于天下”的事，则是：“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周武王灭商后，“封纣（王）子武庚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监殷”。

其中所谓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代，在周朝以前的历史上，都是先朝，但周却秉着“兴灭继绝”的政治伦理道德，重新找出这些先朝的后代，加以封建为诸侯。有些诸侯，一直随周朝七百余年而并存，最后统一于秦政。因此在《中庸》下篇，便特别提出孔子的政治哲学理念，就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意思。

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讲，这种“兴灭继绝”、“治乱持危”的政治理念和事实，如果仔细去检读埃及、希腊、印度的上古历史文化，绝对没有出现过像《中庸》这种高尚的人文思想理念。他们的历史，只有以强权征服邻邦，认为强权就是公理。至于后世国际的帝国主义思想，则是以强占邻国主权、奴役落后地区人民为理所当然的事。到了现代，国际上自夸是自由、民主、人权的文明国家，却强行瓜分其他国家，或东西划界，或南北划线，藉此攫取别人的资源财货为己用，而以国际霸主自居，并不明了真正的王霸之道，甚为可叹。

中国从秦汉以后，历代家天下的帝王制度，如唐、宋、元、明、清，朝代政体变革虽各有异同，但都遵守传统儒家之教，对待周边的藩属国，如朝鲜、琉球、越南、缅甸、泰国，甚之日本等，仍然秉承“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的精神传统。当这些藩属国家有内乱时，也只是因应他们的恳求，不得已而派兵弭乱，等到平定以后，便班师回朝，从来不留驻重兵，更不会占据邻邦的土地或资源财富，只不过要他们定期来朝进贡而已。但对来朝进贡的国家，仍然是依照“厚往而薄来”的古训，做的是赔本生意，回送他们的礼品，远超过他们的贡品。因为传统文化的教育，认为这样才是处理国际而“怀诸侯”的美德，这也是历史上无可否认的事实。希望后之来者，必须要有鉴古知今的学识，才能对待将来啊！